白居易浪淘沙middot借问江潮与海水赏析

白居易描写爱情的诗词《浪淘沙》赏析

《浪淘沙》

唐·白居易

借问江潮与海水，何似君情与妾心。

相恨不如潮有信，相思始觉海非深。

【赏析】

“相恨不如潮有信，相思始觉海非深”，上句以君之情、潮之信

作比，突出君不如潮有信。潮水起伏不定，但潮涨潮落，毕竟还有其

定时；而君之离去，杳无音信，多少月圆月缺，多少潮涨潮落都已过

去，可君还没有回来，可见君不如潮。君之薄情，令人心生恨意，以

前的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人重利轻别离”自古都是如此，殊

不知君眼中有利益财宝，有整个花花世界，而妾的眼中只有君一人。

“相思始觉海非深”，以相思作结，短短七字，寓意深长，耐人

寻味。妾之情深，深于海，而君之信尚不如潮水，两相对照，使“君

情”与“妾心”之间形成更鲜明突出的反差。可谓匠心独运，出人意

料。“始觉”二字，说明君之薄幸是在久经折磨中悟出的，痛彻心扉，

凄楚动人。

另外，“相恨”、“相思”的转化，刻画出思妇内心微妙的变化。

既恨君不如潮，又没有斩断情丝的决心，因此转恨为爱，爱恨交织在

一起，难解难分。体现了女子的忠贞不渝，也真实地反映出当时千千

万万有同样遭遇的妇女悲剧性命运，具有典型性意义。

扩展阅读：白居易的文学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

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占有重要的

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

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

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

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

独善之道，所以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

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

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

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

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

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

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

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

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

“嘲风月、弄花草”的鲜艳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

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

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

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

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

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

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唱歌，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

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

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

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

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

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

“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

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

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

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

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

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

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

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

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

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

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

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

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难过色，

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

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

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

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

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扩展阅读：白居易的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

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

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

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

“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

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

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

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

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

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

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

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

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

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

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

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

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