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景催奶中药方子

张仲景经方本源剂量的传承与发展

作者：邸莎李青伟杨映映宋珏娴赵林华

来源：《世界中医药》2021年第08期

摘要通过梳理历代度量衡对经方本源剂量的影响，分析仲景经方本源剂量折算的历史变

迁。介绍历代医家及当代医家在尊崇经方剂量的基础上，结合临床实际灵活加减，尊古而不泥

于古。认为仲景经方本源剂量的折算应用探索应在综合考虑临床用药疗效与保证安全性的基础

上明确量效关系，寻找最佳临床合理用量，从而提高临床疗效。

关键词历代度量衡;经方本源剂量;张仲景;量-效关系;合理用量;因药施量;因病施量;因方施

量

AbstractThroughtheanalysisoftheeffectsofancientweightsandmeasuresondosageof

classicalprescription，thehistoricalchangesofdosageconversionofZHANGZhongjing′sclassical

asisofrespectingthedosageofclassicalprescription，ancient

andcontemporarydoctorscontroldosageflexiblycombiningwithclinicalpractice，whichwas

uture，thedosageconversionandapplicationofZHANG

Zhongjing′sclassicalprescriptionshouldbeexploredonthebasisofcomprehensiveconsiderationof

age-effectrelationshipshouldbeclarified，andtheoptimal

clinicaldosageshouldbesought，soastoimproveclinicalefficacy.

KeywordsAncientweightsandmeasures;Dosageofclassicalprescriptionorigin;ZHANG

Zhongjing;Dosage-effectrelationship;Optimalclinicaldosage;Dosagebasedonherbs;Dosagebased

ondiseases;Dosagebasedonprescription

中图分类号：R289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1673-7202.2021.09.026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体系基本框架与临床理法方药应用的基本规

范，是集秦汉以来医药理论之大成，并广泛应用于医疗实践的专书，在中医学史上地位极高，

在近现代国际中医学术界影响极为广泛。何谓经方，说法众多。经方是汉以前临床医方著作及

方剂的泛称，又专指《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方剂等[1]。《金匮心典·徐序》云：“惟仲景

则独祖经方，而集其大成，惟此两书，真所谓经方之祖。”经方是《伤寒杂病论》辨证论治理

法方药的核心所在，是后世医家最为看重和最常运用的方剂，但从东汉至今已近2000年，经

方剂量的换算逐渐扑朔迷离。经方用量是决定临床疗效的关键因素，是经方的“灵魂”所在。然

而，经方用量在历史传承上存在重大分歧，其折算方法竟有32种之多，临床应用莫衷一是，

无“法”可依，直接影响经方的临床应用效果[2]。我们对仲景经方本源剂量折算历史源流和如何

用现代多学科方法得到的证据指导临床应用进行综合阐述，系统介绍经方原方剂量折算的历史

脉络、古代及当代中医师对经方运用和用量的体悟，供临床科研同道借鉴。

1历代度量衡对经方本源剂量折算的影响

历代度量衡变化对经方剂量折算影响重大。秦朝在全国实行了统一的度量衡，西汉基本沿

用了秦朝的度量衡，并予以完善。采用黄钟累黍法确定度量衡，《汉书·律历志》记载：“权

者，铢、两、斤、钧、石也……本起于黄钟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株，两之为两。二

十四株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根据“永平大司农铜斗”“光和大司农铜

斛”“永平大司农铜合”等实物考证得出，东汉时期1斤约折合现今220～250g、1两为13.75～

15.625g[3]。东汉后至隋，存在大小不同的秤量，医药常用小制，但单位量值整体逐渐增加。

陶弘景《本草经集注》曰：“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成一两。”此为“神农秤”之

起源。其“以十黍为一铢”与《汉书·律历志》中“百黍之重为一铢”比较，重量缩小10倍。隋代

隋文帝进行了度量衡的第2次统一，其中1尺合今29.6cm，1升约合600mL，1斤约合660

g。而隋炀帝推行古制（秦汉之度量衡），因此导致大小制并存。唐朝沿袭了大小制，大制是

秦汉之制的3倍，但医药仍用小制，并出现了新的重量单位即“钱”，并以十钱为一两取代二十

四铢为一两。经考证，“分”即六铢为一分、四分为一两的“分”，出现于南朝至魏晋时期，沿用

到隋唐[4]。而“神农秤”定于孙思邈，“神农秤”之1两约为1.38g。虽“神农秤”对中国医药用量

并無影响，但对日本汉方医学影响深远，并以此推测仲景之经方用量。

宋朝沿袭隋唐及五代的大量制，以“忽、丝、毫、厘、分、钱、两”的十进制取代“铢、

累、黍”，而十六两仍为一斤，并把“钱”纳入到法定度量衡单位。宋朝常用剂型是煮散，药物

计量以分、钱为主，其剂量是历代最小的，平均用量仅为汉唐时期的1/3～1/5，部分甚至为

1/9[5]。宋代1斤合634～640g，1升折合现今的考证有2种结论，一是折合585mL，二是折

合700mL或以上[6]。明清时期，废除小制，医药度量衡沿用宋朝十进制度量衡。其度量衡折

算为一尺约合33cm、一升约合1000mL、一斤约合600g，一两约合37.5g。明代李时珍《本

草纲目》：“今古异制，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傅延龄教授认为陶弘景及孙思邈、李时珍

“以十黍为一铢”及“神农秤”并没有错误，只是其并不是一种实物的秤具，而是一种权衡标准，

但应用范围很局限[7]。1928年中华民国进行度量衡的第3次统一，即1公升为1市升，1公斤

为2市斤，1斤为16两即500g，1两为31.25g，1米为3市尺。197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

第4次度量衡的统一，并规范中医处方遣药计量单位为g[8]。因此，随朝代更迭，经方中1两

折合为现代用量为13.74～41.25g，其用量范围甚广。

2历代医家对经方的运用与发挥

隋唐时期孙思邈著《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而唐本《伤寒论》正载于后者之卷第九、

第十，其《千金要方》亦可见与经方相关的内容。唐本《伤寒论》及《千金方》中有关整理

《伤寒论》以及在原方基础上灵活创制新方的内容，说明孙思邈既尊崇仲景學说，同时又结合

当时社会、自然环境及患者本身病情变化来发展经方。如在麻黄汤基础上，根据患者病情变化

而形成的麻黄升麻汤、麻桂各半汤、理中丸等加减方，与孙思邈治疗外感热病方剂相似。如

《伤寒论》第6条“若发汗己，身灼热者，名风温。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自汗出，身重，

多眠睡，鼻息必鼾”与《千金要方》卷九“治风温之病，脉阴阳俱浮，汗出体重，其息必

喘……”内容相似，然《伤寒论》未言明治疗方法，孙思邈则用葳蕤汤（玉竹、白薇、麻黄、

独活、杏仁、川芎、甘草、青木香各二两，石膏三两）予以治疗，其原因为依据风温之汗出兼

喘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麻黄四两，杏仁五十个（去皮尖），炙甘草二两，石膏半斤]治疗汗

出兼喘且无大热相似，在其基础上加独活、川芎祛除外邪，玉竹、白薇、青木香滋阴清热。再

如仲景之桂枝汤（桂枝三两、芍药三两、炙甘草三两、生姜三两、大枣二十枚）治疗外感风寒

表虚证，并以桂枝与芍药用量比例不同化裁为桂枝类方。孙思邈运用桂枝类方时，灵活确定桂

芍比例，不拘于仲景类方之比例，并且几乎用于治疗所有疾病[9]。

宋代庞安时所著《伤寒总病论》是继承和发展《伤寒论》的有力证据。《伤寒总病论》在

引用《伤寒论》方药以尊崇仲景之理法方药的同时，结合临床实际灵活增补了181个方证。庞

安时对药量度量衡变化进行了考证，认为当时之一两相当于古之三两，药物用量可按仲景方用

量一半折算进行使用，但唯独石膏除外，同时提出半两以上大附子相当于经方一枚半，四钱以

下可以用两枚。再以暑病用药为例，如代桂枝并葛根证、桂枝加葛根汤，代麻黄证、麻黄汤，

代青龙汤证、大青龙汤等，与仲景药方相比，庞安时把热性药减半并加入寒凉药，进而扩大了

仲景方药的治疗范围[10]。

清代叶天士著《临证指南医案》，其用药思想遵循仲景用方但不拘于原方，随证加减。叶

天士善用泻心汤、桂枝汤、炙甘草汤、小建中汤等，在仲景用方原意上又巧妙变通;并且善于

抓疾病主证及病机，化裁原方以扩大其应用范围。如仲景之乌梅丸用于厥阴蛔厥，叶天士扩大

其治疗范围亦用于呕吐、泄泻、暑证、癥瘕、疮疡等。再如仲景之大半夏汤（半夏两升、人参

三两、白蜜一升）治疗胃反呕吐，而叶天士将大半夏汤用量大大降低且加之姜、连、乌梅等

（人参一钱、茯苓三钱、炒半夏一钱半、生白芍一钱、乌梅七分、小川连二分、淡生姜二分、

广皮白一钱）以柔肝安胃治疗肝气上逆致胃失和降证[11]。另外，清代医家使用附子多为炮附

子，与仲景方中生附子有别，且剂量减少，如真武汤中炮附子常用三至五钱，按当时一钱为3

g，则炮附子用量为9～15g;如茯苓四逆汤，炮附子常用一至三钱或一枚[12]。

3当代医家对经方的运用与发挥

当代不乏临床应用经方治疗多种疾病的大家，他们的有效治疗经验也被广泛推广。从药物

用量、方剂剂量方面对经方运用进行思考和总结，是经方现代研究的重要内容。经方的用量换

算、历史传承脉络需要被厘清，现代经方用量与疗效关系也是严重影响中医临床疗效的关键因

素。在继承古代经方运用的基础上，当代医家也有着不同的体悟与应用心得。

当代有许多大剂量运用经方治疗各类疾病的临床大家。李可老中医是当代著名经方大家，

以擅长应用大剂量附子治疗急危重症而著称。他认为经方剂量换算当尊1两合15g，方可救重

危急症，收一剂知、二剂已，攻无不克之奇效[13-15]。李老总结，凡用经方治大症，在辨证得

当的基础上，须见机即投，不可犹豫，并且掌握经方的基础有效剂量，一次用足，大剂频投，

日夜连服，方能阻断病势，解救危亡。仝小林教授是当代遵循并应用经方本源剂量的中医大

家，擅长经方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尤其对于黄连治疗糖尿病的临床应用及剂量有着独特见

解。他将现代糖尿病的发展过程分为郁、热、虚、损4个阶段[16]，郁、热阶段以实证为主，

火热偏盛，黄连用量宜大，一般30～45g;对于血糖极高，甚至出现糖尿病酮症者，亟需清泄

火毒，直折火势，此时黄连用量可达60～120g，方能迅速消解火势，缓解危急。虚、损阶段

以虚证为主，或虚实夹杂，火热不甚，黄连用量不宜偏大，或配伍辛热之品，如干姜、吴茱

萸、肉桂等，去其苦寒之性而取其降糖之用[17]。

除大剂量应用经方，当代不乏小剂量运用经方的中医大家，他们一般遵循经方1两合3～

6g的折算标准。其中有代表性的如黄煌教授，他善于运用经方治疗肠易激综合征，他认为肠

易激综合征最常见的体质类型有半夏体质、柴胡体质和干姜体质。半夏体质者的特点是多痰

湿，柴胡体质者特点是多气滞，干姜体质者特点是多脾寒，对应方证包括大柴胡汤证、柴胡加

龙骨牡蛎汤证、理中汤证[18-20]。黄煌教授重视经方剂量及加减，他认为剂量包括绝对剂量和

相对剂量2种含义，绝对剂量指仲景原方之量相当于今天多少量。黄教授临床常根据患者病情

和体质灵活调剂，通常按照仲景1两合3～6g进行换算。相对剂量即方剂诸药相互之间的比

例，尤其是主药的比例是经方配伍的关键[21]。

更多的经方使用者充分借鉴了以上2种经方剂量运用的方法，在临床中不拘泥大小，根据

实际病情调整用药剂量。代表医家如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他善于活用黄芪剂量治疗多种病

证，如治疗重症肌无力，邓老重用黄芪为主药，用量60g起步[22-23]。黄芪能够升压同时能

够降压，在治疗低血压时，邓老善用补中益气汤，黄芪一药分量一定小于15g;而在治疗高血

压时，经常使用黄芪合温胆汤，黄芪则从30g起步[24]。而在使用补阳还五汤治疗偏瘫患者

时，如果诊断为气虚血瘀型，则黄芪必重用至120g，甚至达到200g，不会少于60g[25-26]。

邓老在经方用量方面并不墨守成规，而是审时度势，辨清病机，随证加减剂量。

2历代医家对经方的运用与发挥

隋唐时期孙思邈著《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而唐本《伤寒论》正载于后者之卷第九、

第十，其《千金要方》亦可见与经方相关的内容。唐本《伤寒论》及《千金方》中有关整理

《伤寒论》以及在原方基础上灵活创制新方的内容，说明孙思邈既尊崇仲景学说，同时又结合

当时社会、自然环境及患者本身病情变化来发展经方。如在麻黄汤基础上，根据患者病情变化

而形成的麻黄升麻汤、麻桂各半汤、理中丸等加减方，与孙思邈治疗外感热病方剂相似。如

《伤寒论》第6条“若发汗己，身灼热者，名风温。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自汗出，身重，

多眠睡，鼻息必鼾”与《千金要方》卷九“治风温之病，脉阴阳俱浮，汗出体重，其息必

喘……”内容相似，然《伤寒论》未言明治疗方法，孙思邈则用葳蕤汤（玉竹、白薇、麻黄、

独活、杏仁、川芎、甘草、青木香各二两，石膏三两）予以治疗，其原因为依据风温之汗出兼

喘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麻黄四两，杏仁五十个（去皮尖），炙甘草二两，石膏半斤]治疗汗

出兼喘且无大热相似，在其基础上加独活、川芎祛除外邪，玉竹、白薇、青木香滋阴清热。再

如仲景之桂枝汤（桂枝三两、芍药三两、炙甘草三两、生姜三两、大枣二十枚）治疗外感风寒

表虚证，并以桂枝与芍药用量比例不同化裁为桂枝类方。孙思邈运用桂枝类方时，灵活确定桂

芍比例，不拘于仲景类方之比例，并且几乎用于治疗所有疾病[9]。

宋代庞安时所著《伤寒总病论》是继承和发展《伤寒论》的有力证据。《伤寒总病论》在

引用《伤寒论》方药以尊崇仲景之理法方药的同时，结合临床实际灵活增补了181个方证。庞

安时对药量度量衡变化进行了考证，认为当时之一两相当于古之三两，药物用量可按仲景方用

量一半折算进行使用，但唯独石膏除外，同时提出半两以上大附子相当于经方一枚半，四钱以

下可以用两枚。再以暑病用药为例，如代桂枝并葛根证、桂枝加葛根汤，代麻黄证、麻黄汤，

代青龙汤证、大青龙汤等，与仲景药方相比，庞安时把热性药减半并加入寒凉药，进而扩大了

仲景方药的治疗范围[10]。

清代叶天士著《临证指南医案》，其用药思想遵循仲景用方但不拘于原方，随证加减。叶

天士善用泻心汤、桂枝汤、炙甘草汤、小建中汤等，在仲景用方原意上又巧妙变通;并且善于

抓疾病主证及病机，化裁原方以扩大其应用范围。如仲景之乌梅丸用于厥阴蛔厥，叶天士扩大

其治疗范围亦用于呕吐、泄泻、暑证、癥瘕、疮疡等。再如仲景之大半夏汤（半夏两升、人参

三两、白蜜一升）治疗胃反呕吐，而叶天士将大半夏汤用量大大降低且加之姜、连、乌梅等

（人参一钱、茯苓三钱、炒半夏一钱半、生白芍一钱、乌梅七分、小川连二分、淡生姜二分、

广皮白一钱）以柔肝安胃治疗肝气上逆致胃失和降证[11]。另外，清代医家使用附子多为炮附

子，与仲景方中生附子有别，且剂量减少，如真武汤中炮附子常用三至五钱，按当时一钱为3

g，则炮附子用量为9～15g;如茯苓四逆汤，炮附子常用一至三钱或一枚[12]。

3当代医家对经方的运用與发挥

当代不乏临床应用经方治疗多种疾病的大家，他们的有效治疗经验也被广泛推广。从药物

用量、方剂剂量方面对经方运用进行思考和总结，是经方现代研究的重要内容。经方的用量换

算、历史传承脉络需要被厘清，现代经方用量与疗效关系也是严重影响中医临床疗效的关键因

素。在继承古代经方运用的基础上，当代医家也有着不同的体悟与应用心得。

当代有许多大剂量运用经方治疗各类疾病的临床大家。李可老中医是当代著名经方大家，

以擅长应用大剂量附子治疗急危重症而著称。他认为经方剂量换算当尊1两合15g，方可救重

危急症，收一剂知、二剂已，攻无不克之奇效[13-15]。李老总结，凡用经方治大症，在辨证得

当的基础上，须见机即投，不可犹豫，并且掌握经方的基础有效剂量，一次用足，大剂频投，

日夜连服，方能阻断病势，解救危亡。仝小林教授是当代遵循并应用经方本源剂量的中医大

家，擅长经方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尤其对于黄连治疗糖尿病的临床应用及剂量有着独特见

解。他将现代糖尿病的发展过程分为郁、热、虚、损4个阶段[16]，郁、热阶段以实证为主，

火热偏盛，黄连用量宜大，一般30～45g;对于血糖极高，甚至出现糖尿病酮症者，亟需清泄

火毒，直折火势，此时黄连用量可达60～120g，方能迅速消解火势，缓解危急。虚、损阶段

以虚证为主，或虚实夹杂，火热不甚，黄连用量不宜偏大，或配伍辛热之品，如干姜、吴茱

萸、肉桂等，去其苦寒之性而取其降糖之用[17]。

除大剂量应用经方，当代不乏小剂量运用经方的中医大家，他们一般遵循经方1两合3～

6g的折算标准。其中有代表性的如黄煌教授，他善于运用经方治疗肠易激综合征，他认为肠

易激综合征最常见的体质类型有半夏体质、柴胡体质和干姜体质。半夏体质者的特点是多痰

湿，柴胡体质者特点是多气滞，干姜体质者特点是多脾寒，对应方证包括大柴胡汤证、柴胡加

龙骨牡蛎汤证、理中汤证[18-20]。黄煌教授重视经方剂量及加减，他认为剂量包括绝对剂量和

相对剂量2种含义，绝对剂量指仲景原方之量相当于今天多少量。黄教授临床常根据患者病情

和体质灵活调剂，通常按照仲景1两合3～6g进行换算。相对剂量即方剂诸药相互之间的比

例，尤其是主药的比例是经方配伍的关键[21]。

更多的经方使用者充分借鉴了以上2种经方剂量运用的方法，在临床中不拘泥大小，根据

实际病情调整用药剂量。代表医家如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他善于活用黄芪剂量治疗多种病

证，如治疗重症肌无力，邓老重用黄芪为主药，用量60g起步[22-23]。黄芪能够升压同时能

够降压，在治疗低血压时，邓老善用补中益气汤，黄芪一药分量一定小于15g;而在治疗高血

压时，经常使用黄芪合温胆汤，黄芪则从30g起步[24]。而在使用补阳还五汤治疗偏瘫患者

时，如果诊断为气虚血瘀型，则黄芪必重用至120g，甚至达到200g，不会少于60g[25-26]。

邓老在经方用量方面并不墨守成规，而是审时度势，辨清病机，随证加减剂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