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写作城市打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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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文学，寻梦城乡

——来自深圳的打工文学报告

阅读提示

打工文学，记录着打工者的心路历程，是城市化进程的文学写照。

本期‚走基层〃艺文采风‛，作者将视线集中到打工文学的重要发源

地深圳，将笔触深入到打工文学作者的内心世界，以期让更多人走近

这一文学创作群体，分享他们的梦想与成功。

（一）

唐成茂，大家都叫他老唐。老唐不老，40多岁。‚我跟黄继光是

老乡。‛他憨厚地笑着说。上世纪90年代初，老唐在家边种田边教书，

如果不是看到报纸上说，一个人在东莞靠一本诗集找到工作，老唐或

许仍在老家过着不紧不慢的日子。靠写诗就能过上城里的生活，对爱

写东西的老唐来说无疑是一大鼓舞。他当机立断，怀揣300元‚巨款‛

以及一大包手稿出川，坐了5天5夜火车，辗转至深圳。感谢时代，

他心想事成，跟报纸上说的一样，既能写作又因此找到了工作。

此时，曾楚桥从广东化州农村到珠海打工。一天，他的老乡在当

地报纸上发了一个‚豆腐块‛，全厂沸腾，老乡马上被提拔。‚他是初

中文凭，我还是高中毕业呢！‛曾楚桥业余时间也开始埋头写，终于，

他获得了某广播电台征文一等奖。不过，他并未就此实现自己的升职

梦——为了写作，他经常晚上私拉电线，‚不好管‛。1994年，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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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深圳，被查暂居证时就说：我是作家。这句话当时挺奏效。在后来

的日子里，他当过保安、摆过摊卖过菜，一直到2003年，他被一份

打工文学刊物聘为编辑。

如今的老唐，已是深圳市宝安区作协副主席，曾楚桥是广东文学

院签约作家。他们不是名气最大的，其文学命运在早期打工文学中却

是普遍的：通过写作获得一个镇长、一个车间主任的垂青。

这总让我想起当年的巴尔扎克，前往大都会巴黎，渴望着文学的

冠冕，这样的梦想在今天看来很可爱。这也让我想起余华的《18岁

出远门》，如果说那本书写的是知识分子的青春怀想，那么老唐他们

出远门，书写的则是实实在在的生活。这种生活，是深圳故事，也是

中国故事。因为这关涉的是2.25亿人及其家庭。

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构成了‚人民‛中的重要部分；这样的书

写，无论稚嫩还是粗糙，都客观上成为中国从乡土向现代转型的心灵

史。

他们走出故乡的时候，可能叫大狗、黑皮、水生、秋香、荷花，

到了城里，叫电工、泥工、洗头妹；他们写熟悉的人和事，比如工头，

同乡，小贩，有光明，有黑暗。多年前，曾楚桥则因为写了自己熟悉

的身边人而丢掉工作。那天，村治安队长拿着一本《佛山文艺》劈头

盖脸地对曾楚桥说：‚我平日对你那么好，你居然把我写得那么坏，

赶紧收拾东西走人！我在深圳见你一次就打你一次！‛

打工作家们暂时无法驾驭恩格斯所说的‚福斯塔夫式背景‛，展

现出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也无法达到茅盾、柳青、路遥等对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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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摹的现实主义高度，但却在机器的轰鸣与都市的奢华中，撕开一道

伤口，宽度正如离乡背井对他们的灼伤。程鹏，装修工，80后，初

中肄业。‚我觉得自己每一首诗都写得很好。‛他自信地说。《榔头歌》、

《大铺歌》、《冲凉歌》，他的许多作品都表现工地生活，钢筋、斧头、

锤子等意象，或焦虑、咆哮的情绪，突显别样的力与美。

对比‚娘娘很累,雍正很忙‛的市井文学、你侬我侬的小资文学

和浮华雕琢的权贵文学，打工文学的粗砺与莽撞呈现出中国都市生

活、都市文学的另一种特色。

（二）

老亨，黑边眼镜，《深圳青年》副总编辑。他认为，早期打工文

学之所以能引起轰动，是因为与时代潮流紧密结合在一起。90年代

初的深圳处在城市化初期，那时进城打工，内心似乎只有喜悦。90

年代中后期，喜悦逐渐被焦虑所取代，打工者的特点也有所不同：早

期打工者不怕苦累，家里还有几分薄田；如今往往几代人倾巢出动，

年轻一代对工作比较挑剔。

这些变化影响着打工文学主题的变迁。陈再见，‚80后‛打工者，

他认为打工文学不能被窄化为工厂文学，而应关注农民工生活的多个

侧面，如留守老人和儿童、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灵挣扎等等。他的小说

《瓜果》就写打工父亲接儿子到城里相聚，心灵上却彼此隔膜——在

他看来，打工文学应关心人的心是否‚进城‛了，很多打工者积累了

财富，但内心自卑，其子女既没有融入城市，又已不适应农村生活……

这些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心灵成长，恰恰是未来都市文学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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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切正关乎打工作家的自我身份认同，在这一点上他们寻找

得很艰难。鲁迅在《彷徨》中说，‚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

只能算一个客子‛，写的是心灵漂泊，打工作家面对的则是现实和精

神的双重漂泊。正如许多农民工一样，打工作家的内心既进不了城，

也回不了乡。这种身份认同焦虑，首先表现为‚打工文学‛、‚打工作

家‛的命名，参加文学活动，‚作家‛会跟‚作家‛寒暄，‚打工作家‛

则躲在角落很沉默。

不过，打工作家大多有文学自信：只要是好作品，为什么非得要

用身份来评价呢？对于评论界所谓的‚底层写作‛的说法，他们并不

认同。正如曾楚桥所言：‚打工文学自从被那些饱食终日的批评家冠

之以底层叙事后，一切便显得似是而非。我极度讨厌‘底层’这个词，

但是我无法躲避这个词对我的围攻。‛面对他们，我常常感到理论描

述的无力和失效。

打工，这个社会学意义的词汇，能够最大程度地有效定义、诠释

一个群体。而社会学对模型、框架建构的冲动，恰恰与文学的变动不

居格格不入。比如，‚打工作家‛一词将他们定位为低学历、见识少、

乡土的，可是他们的文学资源与喜好却跟当今许多作家一样,十分广

泛：一位打工诗人说，他最爱的是法国诗人兰波；一位打工小说家说，

他最爱的是王小波。我内心设想的柳青、路遥或者赵树理都没有出现。

他们有着为自己这个群体树碑立传的文学雄心，但是，对时代与

民族做史诗式的开掘似乎并未成为共识，也并未显现。从文学状态来

说，他们更接近鲁迅所说的‚侨寓‛作家：他们被生活放逐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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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具备现代都市眼光，又无法脱离故土情结。这种纠结生发出的内心

张力，恰恰是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普遍心理。相对于上世纪二

三十年代侨居北京的乡土文学作家，他们在城乡之间的失重感、断裂

感与漂泊感更强烈。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乡土文学、移民文学与

都市文学的混合体；其突出的文学特征，是机器工业大背景下的群体

流浪、疼痛与伤痕。

当然，这种疼痛是有局限的，同质化比较普遍。‚这是我读一些

来稿时的苦恼。‛诗人、《特区文学》资深编辑费新乾认为，作家写的

东西对个人来说可能意义非凡，但是对于广大读者来说，你要张扬的

是挣扎还是人性之光？你作品的脉动是否与时代的一样？这些都值

得每个打工作家思考。《深圳特区报》综艺副刊部副主任齐霁则从这

份痛感中，看到都市文学的可能性，在他看来，文学正是来自生命的

痛感与号叫。而在当前媚俗的都市文学里，我们难以看到这一点。因

此，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年轻的打工作家群体，或许正是将来能

写出真正的都市文学的人。

（三）

文学自我生产固然重要，文学组织与传播同样不可忽略。深圳之

所以成为打工文学的沃土，离不开政府支持。深圳打工文学的发源地

和大本营是宝安区。这个人口大区70%左右的人都是中学学历及以下。

如何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增进他们对城市的融入感，该区很重视文

学的功能。据老唐统计，宝安区有100多份文学刊物，打工文学创作

者超过2000人，其中100多人加入地市级以上作家协会，每年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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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件富有生活气息的打工文学作品在各级刊物上发表，部分作品获得

鲁迅文学奖等国家级奖项。宝安日报的《打工文学》周刊，更是为许

多创作者提供起飞的平台。去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

在深圳考察，专门听取了宝安打工文学情况的汇报。

深圳市出钱资助打工文学，一份文学刊物一年经费少的大约30

万；一些有文学自觉的官员每到一个街道任职，就都会办起一份文学

刊物，给打工者提供自我抒发的平台，也提供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

客观上成为社会的润滑剂、减压阀。打工文学的组织者，除了政府，

还有大量文学爱好者。比如老唐参与组织了许多打工者的文学联谊和

研讨，热衷提携年轻人；比如《开放导报》编辑廖令鹏，业余时间发

表了大量关于深圳打工文学的评论，成为自我成才的文学评论家；比

如胡帝，自费开设‚中华文化复兴网‛，自费开办文学内刊，自费请

来专家颁发自己的文学奖，受到许多打工创作者的认同与喜欢。

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

让文艺服务于广大群众，让广大群众成为文化创造的主体，始终是文

化发展的重要课题。文学如何真正地聚焦于普通百姓，如何表现与塑

造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不仅是文学课题，还需各方的关注与扶持。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记者吕绍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