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读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这一现象?
2023年10月28日发(作者：各地清明节的习俗大全)
槐花之忆第二自然段-
解读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
欧洲在17世纪下半叶到十八世纪中叶，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兴起着一股“中国热”风潮，其中既有形而上层面，对中国文化、道德和思想的推崇；还有形而下层面，对中国器物和中国趣味的热捧。
前者主要表现在大量介绍中国国情著作的涌现，其中囊括了中国的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天文数学、科学技术、风土人情和道德思想等等，颇具代表性的有门多萨的《中国大帝国史》、冯秉正12卷本的《中国通史》，还有杜赫德包罗万象的《中华帝国全志》等。《中华帝国全志》带有一种全景式彩，它是当时欧洲人的中国知识总汇，“不妨这样说，启蒙思想家从这书得到的启示是：一个良好的社会无需以基督教作为基石；哲学家完全可以依据此书作出这样的推断：中国人伦理道德的基础是经验而不是教条；主张开明专制的人从中看到了贤明的君主和近乎完善的监察制度；重农主义者从中到了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例证······”（许明龙《欧洲18世纪中国热》）由此可见，这本书包含了庞大的信息量，同时这些信息又迎合了当时欧洲各个阶层的需要，以至于此书一经问世，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欧洲广泛传播，受到普遍欢迎，而其本身既是“中国热”的一个文化表现，又是推动“中国热”全面深入进行的重要动力。
另一个重要表现是欧洲传教士对中国典籍表现出的极大热忱，并且动手将其译介到欧洲，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于1582年来华后，就曾将大部分的精力花在研究和翻译中国的儒家典籍上边，1593年他已经将“四书”的主要部分用拉丁文翻译出来，并呈送给了罗马教皇，而这只是一个开端。其中刊印了“四书”全译本和介绍其他中国思想家的《中国哲学》一书的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无疑是引人瞩目的。他的成就是在前人乃至几代传教士努力的基础上取得的，这充分体现了对中国典籍的译介是一个不间断的事业。这既包含了传教士对中国传统经典文化的不倦热
1 情，也包含了欧洲方面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渴求和需要，当然其中还有便于在中国传教的功利目的。但另一方面，这些译作的质量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不仅仅因为中国典籍本身艰深，且注疏众多，同时还限于传教士本人的汉语水平，其中还会带有其宗教观念和“礼仪之争”的影响。不管怎么说，对中国典籍的译介还是为欧洲了解古老的中国文明打开了一个窗口。
再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一些知名的欧洲思想家学者对中国文化道德的极大热忱。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便是莱布尼茨，他不仅十分欣赏中国的“大同”思想，而且还将“二进制”与中国的阴阳思想进行对比，还向即将从罗马到中国的传教士闵明我写了两封长信，问及关于中国的30多个问题，足见其对中国的极大兴趣。重农主义的代表弗朗斯瓦·魁奈，则把中国作为以农业立国的一个有力例证，从而宣扬他以农为本的主张，中国经验自然的生活态度也和他强烈主张遵循自然法则的自然秩序论不谋而合。而启蒙运动中的一批杰出思想家则把中国作为一个理性的典范，和理想的专制主义来看待，尤其推重中国的科举制。但是这些对中国的艳羡，大都带有认识主体理想的彩，也即他们眼中的中国是他们理想的中国，所以应该加以客观地看待，但思想文化层面的“中国热”仍能从中可见一斑。
至于形而下层面的“中国热”则是对于中国器物和中国趣味的热捧，这在一个更加广泛的维度上表现了欧洲“中国热”的样态。其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本身就寓于着一深一浅、一雅一俗两个层面，所谓浅层，是指针对中国的好奇心理、猎奇行为，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工艺品的追逐以及对中国风格和情趣的赞赏和模仿等。而深层的则正如上文提到的几个表现，多局限于知识阶层，着眼于文化思想维度的考量，热烈的盲目追逐十分少见，多的是冷静的理性分析与思考。但不管怎样，形而下层面的“中国热”或许更能代表当时欧洲普通民众的心声，也更能看出18世纪欧洲“中国热”兴起和衰落的深层端倪。
2 形而下层面的“中国热”主要体现在带有中国趣味的工艺品和器物上边，包括中国的瓷器、折扇、丝绸、漆器、茶叶等等，而在艺术方面，中国的绘画，建筑装饰、园林设计以及文学戏剧等艺术形式都在当时欧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深得中国绘画六法的画家瓦托，就曾画过一幅颇具中国画韵的《孤岛帆阴》，现藏于卢浮宫；慕尼黑英式公园中的“中国木塔”则可看做是对中国建筑风格的摹仿与追捧；伏尔泰将中国戏剧《赵氏孤儿》改编成《中国孤儿》，并在法国上演，则说明中国戏剧在欧洲的风靡一时······而最具代表性还要数欧洲“巴洛克”艺术风格向与中国趣味一致的“洛可可”风格的转变。“巴洛克”风格在路易十四时代曾一度风靡欧洲，它追求一种繁复夸饰、富丽堂皇、雍容华贵的艺术感觉，而进入路易十五时代，代表纤弱娇媚、华丽精巧、甜腻温柔艺术感觉的“洛可可”风格则开始流行，并且和中国工艺美术品自然精致、柔和的艺术风格天然和谐一致，这无疑为“中国热”拓宽了路径，同时也说明中国趣味在当时已经达到可以与主流艺术风格同样风靡的程度。
这一场广泛而深远的欧洲“中国热”是有着多方面原因的。首先，长时间的客观条件的累积和成熟是其基础。从早期的“丝绸之路”到后来的“香瓷之路”，中国的商品不断西去，间接或直接地流入欧洲，而《马可·波罗游记》又进一步加深了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商品和马可·波罗的描述向欧洲人传达的都是关于中国正面而积极的信息。再加上后来，航海技术的不断成熟，大量的欧洲传教士来华，这便为欧洲人了解中国提供了一个更为便捷可靠的渠道。这一切都构成了后来“中国热”的客观条件和基础。其次，天主教各会在华传教过程中产生的“礼仪之争”， 促使在华传教士中的对立双方强化对中国传统的研究，在寄往欧洲的信札和报告以及其他著作中充分表述各自的观点，用以争取社会的同情和罗马教廷的支持。这些著作引起欧洲各界人士的关注，对增进和加深欧洲人的中国知
3 识帮助极大。这场主要在来华传教士内部展开的论战，却极大地推动了欧洲“中国热”向纵深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文化思想以及艺术工艺品在欧洲的勃兴，恰恰处于欧洲社会转型的重要关口，是一个“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的转型期，而同时中国文化和中国趣味又恰好迎合了欧洲这一转型期的需要，因此“中国热”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这一良好契机作用的结果。例如，由于强盛的路易十四时代向路易十五时代的过渡，“巴洛克”艺术风格也开始转向“洛可可”风格，而中国趣味的特点又刚好迎合了“洛可可”风格的需要，因此中国趣味的风靡也就在情理之中。一言以蔽之，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是长期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一个结果。
然而，一个事物有兴盛就有衰亡，欧洲的“中国热”也不能避免同样的命运。由于后来“礼仪之争”的加剧，罗马教廷强令中国教民禁止祭祖祭孔，中国统治者便越发反感传教士传教，这导致了在华传教事业的衰落，同时随着欧洲新兴资产阶级的兴起，公众的兴趣也发生了转移，这多重的因素共同作用，最终使持续了百年之久的“中国热”渐趋衰落。不管怎样，18世纪的“中国热”在漫长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中都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阶段。
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在文化交流的意义上值得我们深思，在欧洲“中国热”的同时，中国也迎来了大量的来华传教士，并且为中国带来了西方的自然科学成果，然而这一切的影响却只局限于少数人，正如许明龙先生在《欧洲18世纪中国热》一书序言中所说的，“送上门来的西方基督教文化仅仅吹皱了一池死水，其影响始终没有越出宫廷、高级官僚、知识分子和少数天主教徒的狭小圈子，并未在各个阶层的中国人中间催发稍具规模的‘西方热’。”反观此时的欧洲，中国并未曾派遣一个传播中华文明的使者，但却吹卷起一股上到王宫贵族，文人墨客，下到市井细民、引车卖浆者流的波澜壮阔的“中国热”，其中的道理应该是不辩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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