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岭南的诗歌创作与情感心态
2023年9月3日发(作者：物资仓库管理规章制度(通用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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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论刊·2019年第11期文化长廊苏轼在岭南的诗歌创作与情感心态苏慧慧 邓建（广东海洋大学 广东湛江 ５２４０８８）【摘要】绍圣元年（１０９４），苏轼被认为托诗意讥讽朝政被贬至荒蛮落后的岭南惠州，随后被放逐更遥远的儋州。在环境恶劣的贬谪地岭南，处境艰难的苏轼依然创作了大量反映自身情感心态的诗歌。从贬谪初期难以适应的苦楚到怡然自得的融入，从绝望惶恐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豁达从容，这些情感心态的转变在苏轼岭南诗歌中得以充分体现。【关键词】苏轼；岭南；诗歌；情感；心态在南中国的版图上，横亘着巍峨、磅礴的越城岭、慎，日常“杜门念咎，不愿相知过有粉饰，以重其罪”，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和大庾岭五座山岭，自古以来甚少离开城区，几乎不再吟诗：“蔬饭藜床破衲衣，扫就被称为“五岭”，而所谓“岭南”，即指五岭之南。除习气不吟诗。”（《答周循州》）后来，惠州人的淳岭南位于我国大陆的最南部，在古代交通落后的条件下，朴热忱，使苏轼的恐惧渐渐消失，他开始沉入惠州生活岭南是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由于生产力低下，岭南的深处，观景作诗：“坐倚朱藤杖，行歌紫芝曲。”（《和先民不论是翻越五岭，还是扬帆渡海南下都非常困难。陶归园田居六首》其五）这时期苏轼将自己融入惠州山水，这种自然地理位置无形中就阻碍了岭南与其他地区的经“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其一）。济文化交流，岭南的发展曾经一度十分缓慢。岭南地区他渐渐了解惠州粗野却充满质感的美：“岭南万户属于亚热带和热带气候，因此形成了炎热、潮湿、日照皆春，会有幽人客寓公。”（《十月二日初到惠州》）时间长的气候特点，这种气候也是导致岭南被视为瘴疫“新浴觉身轻，新沐感发稀。风乎悬瀑下，却行咏而归。之境的原因。仰观江摇山，俯见月在衣。步从父老语，有约吾敢违。”绍圣元年（1094），章惇对“元祐党人”疯狂报复迫害，（《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其三）他感慨惠州百姓敦厚诚苏轼首当其冲。御史赵挺之、来之邵等人弹劾苏轼所作笃、毫无心机：“东家著孔丘，西家著颜渊。市为不二价，之诰词“谤讥先帝”，因此苏轼被贬英州。赴英州途中，农为不争田。”感动于生计困难时惠州人沉默温情的援手：章惇等人不断在哲宗面前攻击苏轼罪大恶极，哲宗于是“门生馈薪米，救我厨无烟。”（《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又两次对苏轼加重处罚，把他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其一）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这是苏轼被贬岭南的第一步。（二）在儋州的诗歌创作绍圣四年（1097），朝廷再次加重对元祐党人的惩处，惠州之后，苏轼又被贬谪到更荒凉的儋州。儋州远苏轼又因其在惠州所作的自嘲诗被认为是托意讥讽朝政，离中原，环境艰苦出乎想象。为自食其力，苏轼请求太被放逐到更加遥远、荒蛮的儋州。守张中给他一点官地耕种：“籴米买束薪，百物资之市。不缘耕樵得，饱食殊少味。再拜请邦君，愿受一廛地。知费笑昨梦，食力免内愧。”（《籴米》）写自己因籴一、苏轼在岭南的诗歌创作苏轼因遭构陷而被贬谪岭南，此时苏轼的生活环境米买柴而感到“内愧”，全诗几乎全是朴素的叙述，但相当艰难。首先是水土不服，病痛缠身，其次是生活困窘，却清晰描述了苏轼所处境地之糟糕以及其热爱劳动、自需要靠人施舍救济。就算是在此艰难的处境下，苏轼还食其力的思想。后张中被罢官，苏轼被逐出官舍，无处是创作了一批脍炙人口的诗歌，这些作品给岭南文学留栖身：“旧居无一席，逐客犹遭屏。”（《新居》）不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过当地的百姓特别是追随苏轼的学子敬重苏轼，他们一（一）在惠州的诗歌创作起来帮苏轼盖房子，苏轼才勉强有了立锥之地，“朝阳苏轼第一次被贬岭南的地点是惠州，唐宋以前的惠入北林，竹树散疏影。短篱寻丈间，寄我无穷境。”（《新[1]州“崇山复岭，盘回深阻，烟火鲜少，土旷不治”，宋居》）人称惠州“荒蛮之邦”“瘴病之地”，直至苏轼被贬谪儋州一切繁华皆无，苏轼已然断绝了生还中原的希惠州之前，惠州还默默无闻。望，因此他很快就习惯了儋州，并津津有味地研究此地苏轼此时已步入老年，重重困顿之下，他变得很谨与中原完全不同的风俗。他观察儋州百姓的生活，写下90Copyright©博看网 . All Rights Reserved.了很多诗句，如“红薯与紫芽，远插墙四周”（《和陶酬刘柴桑》）、“土人顿顿食薯芋，荐以薰鼠烧蝙蝠”（《闻子由瘦》）等等。这些诗句把当时儋州农耕情况及其落后表现得很具体，百姓每顿饭只有红薯，而苏轼跟儋州人一样，米粮匮乏，只能依赖有限的红薯半饥半饱度日。苏轼在儋州的诗歌大多是围绕儋州的习俗和百姓的日常生活来创作的，这些诗歌见证了苏轼从排斥到接纳儋州的过程，也充分表现了儋州当时的发展状况以及百姓质朴善良的品质。这些诗歌还原了苏轼被贬儋州后情感心态的变化，表现了苏轼不可思议的心灵力量和开放接纳的人生态度。二、苏轼岭南诗歌所表现的情感心态流寓岭南时期，苏轼从开始的忧心忡忡，到后来的寄情于山水人文，发出“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的感慨，他在绝境中凄惶无奈、迷惘不安的心慢慢平静、渐渐温暖。苏轼的这些情感心态变化在其诗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在诗歌中寻情感宣泄的出口，诗歌也因其情感心态的变化而变得生动感人。（一）穷途末路的哀叹在最初离开定州挥鞭南下时，苏轼还很乐观，他不相信自己会如柳宗元长期滞留南荒。然而待他到达惠州时，听闻元祐诸臣纷纷遭贬，逐渐感到北归无望：“少壮欲及物，老闲余此心。”（《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八首并引》其七）苏轼此时已五十九岁，他隐隐以不能“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和陶咏三良》）为恨，但仍未放弃回京的希望。初到惠州，苏轼处境艰难，当时惠州“瘴疫横流，僵仆者不可胜计”，他年事已高，对蛮风瘴雨很不适应，甚至担心随时毙命，面临着水土不服、生活困窘、被监视失去自由的穷途末路。这时候除了自身生活的困顿之外，苏轼还始终忧心忡忡，他担忧小皇帝政治稚弱，有勇无谋，是非不分，然而这时哲宗的政治思想和方向与苏轼相去甚远，苏轼的哀叹只是一厢情愿。（二）绝境逢生的从容在惠州滞留既久，苏轼的思想渐渐发生了变化，其《纵笔》一诗写道：“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此时他的心境明显没有黄州时期的忧谗畏讥、苦苦挣扎与寻求解脱，也没有初来惠州时的无助困顿，而是从容淡定、随遇而安。但就在这淡定的背后，实有不得已的苦衷：“瘴乡风土，不问可知，少年或可久居，老者殊畏之。惟绝嗜欲、节饮食，可以不死。”（《答钱济明十六首》之四）在给最为知己的患难之交王巩的信中则多少流露了些许困惑：“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与王定国四十一首》之四十一）（三）寄意佛禅寻平和苏轼居惠州时，常诵经习佛，“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与章子厚致书二首》其一）苏轼很欣赏禅宗六祖惠能，因惠能敢于大胆否定“西方极乐世界”，认为“彼岸”在人的内心，这些观点很符合苏轼的口味。苏轼曾以惠能自况：“前生似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答周循州》）此期苏轼的情感心态与佛禅主张的一样，“佛禅提倡顺命，把一切都放下”[2]，“吾在于天地之间，犹如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3]，在自然面前，人是那么渺小，所以人应该顺应自然、安之若命。在诗歌创作中，苏轼也提倡追求释道的最高境界：虚静空。他在《送参廖师》中说：“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动，空故纳万境。”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苏轼越来越喜欢淡泊的诗风，特别推崇陶渊明的自然平淡之风，因此他以创作“和陶诗”来平静内心。他“随意而遇”“手写其口”，但凡是生活中遇到与陶渊明相似的情景，诗思就油然而兴。被贬惠州一年后，衣食渐窘，重九将至，怀念故土，于是和《贫士》；白鹤峰新居将成，欲迁居其中，又和《移居》。借助这些“和陶诗”，苏轼寻得心灵的平和，随遇而安、随处就歇。（四）绝望之后的坦然绍圣四年（1097），苏轼再次因言惹祸，被放逐到更加遥远、荒凉的儋州。四月十九日，苏轼离开惠州前往儋州。相比子孙们的不知所措，苏轼显得十分平静，他似乎已经变得逆来顺受。七月二日，苏轼抵达儋州。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苏轼辗转千里，辛苦难以名状。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人生，苏轼在痛苦绝望的巅峰之后，反而归于一种平静的坦然，他在《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中写道：“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此苏轼之为苏轼！痛苦是其甘霖，不曾使他疯狂，而只是使他拥有更加宽阔的襟怀和无比的神思。苏轼此言固然是安慰之语，可是他真的有一种超乎想象的力量，超越人世的荒诞与悲伤，就如郑秉谦先生所言：“苏轼的‘廓然境界’使他把穷达都看得很空，从此无待无思。自这种境界出发，即眼前与胸中均‘廓然无一物’，既无穷也无达，既无过去也无今天。”[4]在儋州空旷萧索的夜晚，苏轼提笔给程秀才写信：“此地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与程秀才三首》）写完此信，苏轼感到一阵畅快，这是一颗伟大心灵面对无可置评的命运的坦然，是对周遭一切魑魅魍魉的不屑，是对个体生命最真挚和完整的笃定。对于苏轼而言，近四十年的宦海浮沉，大半个中国的浪迹漂泊，他早已习惯了种种意外的人生，意外的美好和伤痛，意外的热闹与寂寞；他永远不会软弱，他有着“天未丧斯文”的自信和坚韧，对于命运，他永远是在谈笑间战胜，无论在怎样的绝境中仍能努力开启不同的生活通道。苏轼在其近四十年的宦海浮沉里，遇到过太多大风Copyright©博看网 . All Rights Reserved.91大浪，岭南是他贬谪生涯的最后一站。“心如已灰之本，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苏轼在生命的尽头对自己一生功过做了总结，平静的叙述中蕴含着对一生波澜壮阔生命历程的回顾，有感伤，有矛盾，有自嘲，更多的是超脱和超越、从容与淡定、自信与坚韧。如就宦海浮沉角度而言，岭南无疑是苏轼事业上企图“致君尧舜”的失败，但从“立德”“立言”角度看，苏轼的“功业”确在岭南。苏轼被贬后的情感变化，先是从黄州“赤壁下的挣扎与解脱”到惠州“日啖荔枝三百颗的从容淡定”，再是儋州“天未丧斯文的自信与坚韧”。从苏轼岭南时期的诗歌创作中，我们除了读出其很多的无奈、矛盾和悲伤，更多的是其对生命的热爱和豁达。﹝基金项目：本文系２０１８年度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应用转型的探索与实践”（粤教高函〔２０１８〕１８０号）、广东海洋大学２０１８年度教育教学改革项目（ＸＪＧ２０１８９５）成果之一。﹞参考文献：［１］惠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惠州市志［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４６．［２］刘燕飞：苏轼哲学思想研究［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２３６．［３］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４１０．［４］郑秉谦：苏海一瓢——一个当代作家对九百年前大师的凝视［Ｍ］．上海：文汇出版社，２０１６：１０６．作者简介：１．苏慧慧（１９９７－），女，广东湛江人，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２．邓建（１９７６－），男，湖北松滋人，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责任编辑/关锡飞（上接第66页）约双方的法律均规定为犯罪，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引渡，如果缔约方的法律对于犯罪的规定不明确，或者与公约不一致，那么《公约》作为国际法规范，优先适用。也就是说在双方没有缔结相关引渡条约的时候，可以依据《公约》的规定开展引渡合作。对于那些以相关引渡条约为依据进行引渡的国家，在没有缔结相关条约的情况下，我国可以依据《公约》的规定提出引渡。2.对于死刑犯的引渡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如前文所述，许多西方主要国家已经在立法中取消了死刑，并在引渡法中规定了死刑犯不引渡原则。该原则指的是如果依据A国的法律行为人的罪行不构成死刑，而依据B国法律行为人的行为构成死刑，那么B国如果想将犯罪者引渡，那么只有确保引渡后不对行为人执行死刑，才可以将其从A国引渡。从我国目前的立法上看，我国《引渡法》仅在第8条规定：“如果被请求引渡人在请求国有遭到严酷刑罚或者其他不人道的处罚，则不予引渡。”[3]并没有完全采用死刑犯不引渡原则。而且我国法律中依然保留着死刑制度，结合我国国情，完全废除死刑制度，采纳死刑犯不引渡原则是不实际的。本人认为我国可以部分借鉴该原则的思路，在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做出相应调整。具体有以下几点：(1)适当调整我国法律规定减少死刑的适用范围我国《刑法》关于死刑的罪名规定的较多，有些罪名判处死刑确实刑罚过重。我国可以在立法中适当减少死刑的规定。特别是对于国家重大利益和公民的生命财产未造成重大影响的犯罪行为减少死刑的适用。特别是针对潜逃犯较多的经济犯罪和走私犯罪可以适当减少死刑的适用。从而避免犯罪分子由于害怕被执行死刑而逃往外国，从而为引渡这些逃犯带来不便。(2)加强国际合作缔结相关引渡条约我国在与相关国家订立引渡条约时，一方面要明确规定我国关于死刑的制度和死刑犯引渡的规定，另一方面也要尊重其他国家的关于死刑的法律制度。在必要的情况下，在引渡时向这些国家作出不执行死刑的承诺。通过与被请求引渡国之间的友好协商，排除引渡的法律障碍，提升我国与这些国家关于引渡的司法合作的效率。3.完善我国法律对于证据标准的规定并加强对于证据的审查力度。如前文所述，美国等国家对于双重犯罪原则的证据的审查要求较高，一定程度上要求对证据进行事实审查。而我国《引渡法》只规定了请求引渡国需要提供必要的证据材料。也就是说我国法律规定的是形式审查。在我国与相关国家开展引渡合作的时候，可能会因为对于证据要求的不同影响双方开展引渡合作的效率。因此，我国在《引渡法》应该适当增强关于证据审查的力度的规定。在请求引渡国提供的犯罪证据不明显或者模棱两可的时候，我国司法机关可以主动要求对方提供证据，不应当仅仅满足于法律上的形式检查，还应当对于犯罪证据进行更为严格的事实审查。使其符合国际上通用的证据标注，从而方便我国与其他国家开展相关的引渡合作。参考文献：［１］王虎华：国际公法学［Ｍ］．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１１８．［２］黄风：引渡问题研究［Ｍ］．第一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３１－２０５．［３］黄风：引渡法评注［Ｍ］．第一版．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１：６２．作者简介：曹鑫阳（１９９４－），男，甘肃省兰州市，华东政法大学，研究方向：国际法。责任编辑/陆一霖92Copyright©博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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