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党壮丁的真实境遇
2023年8月16日发(作者：高中化学选修5苯芳香烃教案设计)
藏戏教学设计及反思-
抗战时期，国民党壮丁的真实境遇近些年，不少⽹站围绕如何评价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等问题，展开了⼗分激烈的争论，其中⼀个热门话题就是“抓壮丁”的真实性。此前，有报纸发表了关于“川⼈抗战”的⼀系列⽂章和讨论。其间，有⼈慷慨陈辞：“拉壮丁有没有呢？……也有，但是我告诉你，不到万分之⼀。”“中间也有逃兵，但都是个别的。”《抓壮丁》“这个戏绝对不真实”，是“诽谤旧社会”！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据当年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公布的数字，1937年⾄1945年全国实征壮丁1405万⼈[i]，这些壮丁真实处境如何？当年国民党兵役司令官是如何坦⽩的，蒋介⽯的亲信是怎样报告的，当年美国驻华⽂武官员是怎么记述的，再听⼀听当年壮丁的哭诉，看⼀看《⾦堂县志》上的记载及⾦堂县兵役官员的交代，读⼀读西⽅的史学家的评说，还原最真实的历史。⼀、军政部长何应钦追问：近千万壮丁哪去了⼆、各级兵役司令官叫苦：“逃兵太多”三、各级长官难⾔之隐：“层层吃缺贪污”四、兵役司令官承认：“没有把新兵看成是⼈”五、兵役视察真相：“传令嘉奖”抓壮丁六、北⼤校长揭露：送到部队的壮丁只有四分之⼀七、《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半⼠兵开⼩差或⾮战⽃死亡⼋、⾦堂县兵役科长交代：如是抓壮丁九、兵役机关正式公⽂披露：如是“吃”壮丁⼗、⽼百姓亲眼⽬睹：如此虐、杀壮丁⼗⼀、国内外权威⼈⼠：壮丁⾮正常减员500万⾄1000万⼈⼗⼆、按国民政府公布数据计算：壮丁⾮正常减员801万⼈⼗三、美国⼈判断：受虐待致死的壮丁多于阵亡⼠兵⼗四、朱德的历史结论：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五、起义官兵的灵魂裂变：泪⾎⼤控诉⼗六、叩问“许多学者”：何以死活不承认旧军队的阶级压迫⼀、军政部长何应钦追问： 壮丁哪去了？据抗战时期曾任国民党四川省达梁师管区司令官的周开勋先⽣著⽂记载，国民党政府于1939年颁布新兵役法后，组建了庞⼤的兵役机构，各省均设⽴了军管区司令部，其下设若⼲师管区司令部，再下⼜设若⼲团管区司令部，以专司壮丁征调和新兵训练。1943年夏天，时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召集各省军、师、团管区司令共计170多名，到重庆复兴关中训团开会。会议期间，国民政府兵役署长程泽润在其所作的兵役⼯作报告中称：⾃1939年实⾏新兵役法起，到1943年5⽉⽌，全国（东北不在内）所征出的壮丁将近1200万⼈，其中四川征出220万⼈，河南、湖南两省各征出约150万⼈，其余各省征出100万或⼏⼗万不等，⽢肃、宁夏因为⼈⼝少仅各征出10多万⼈。程泽润报告4年期间总共征出1200万壮丁，本来是作为兵役机构成绩来宣扬的，不料，当场受到何应钦的置疑：全国军队包括警察在内也不过700万⼈，⽽征出的新兵数却⽐此数⼤得多。⾄于伤亡，根据各战⽃部队报告，综合起来也没超过240万⼈。你们征了1200万壮丁，各部队的长官反⽽还天天来电报叫喊补充新兵，这是什么原因？[ii]1938年11⽉，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制定的“第⼆期抗战指导⽅针”，“侧重于整训部队，恢复和培养战⽃⼒”。中国军队242个师、40个旅（特种兵在外）的整训内容，“主要是加强教育训练与改定两⼤⽅⾯”。就是说，在第⼆期抗战中，国民党最⾼当局没有部署扩编任务。[iii]如此，何应钦的“壮丁账”若继续算下去，能让所有的⼈不寒⽽栗：仅仅4年中，就有数百万的抗战壮丁神秘地失踪了。⼆、各级兵役司令官叫苦： “逃兵太多”⾯对何应钦的责问，这帮专司征兵的司令官们叫苦不迭：“征兵困难”，“逃兵太多”。这话不假。据抗⽇战争时期曾在四川荣威师管区任职的张登上先⽣著⽂记载，“所谓送壮丁的部队，实际上如押解犯⼈的军警。由于⼤多数的壮丁都是被强迫、陷害、欺骗来的，在押送途中，他们常常是被⼀根粗⿇绳⼀个⼀个地串联捆绑着，⽽送壮丁的官兵则是刺⼑出鞘，⼦弹上膛，如临⼤敌似地在队列的前后左右，虎视眈眈地押着进⾏。”即便如此，被抓壮丁还是逃亡不断，甚⾄还有集体“烘营”（就是全数逃跑⽽不伤⼈）的，如1944年5⽉间，“四川省⼤⽵县所接收到的新兵约⼀排，竟夺了守卫者的⽀，集体烘营”。[iv]据抗战期间曾任兵役机关⾻⼲幕僚和团管区司令数年的万⾦裕先⽣回忆：四川在1939年征兵⼯作展开实施“适龄壮丁抽签”时，因当时征兵舞弊多，壮丁受虐待致病、致死严重等问题，曾引发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1939年夏，四川隆昌、新都等地发⽣过“规模很⼤的民变”。1941年夏，四川的⼴汉、中江、⾦堂等地因役政舞弊“⼜⼀次激起民变”。[v]可笑的是，⼤量壮丁经常性的逃亡，甚⾄给个别据守交通要道的地⽅政府带来“役政”⼯作的便利。⼜据周开勋回忆，“巴东伪县政府曾专派⼀⾃卫队，抓由湖南、湖北前⽅逃跑回来的逃兵，最多时每天要抓⼏⼗个⼈，算来⼀个⽉即可抓数百名之多。这样，巴东伪县政府即可在本县少抽丁，⽽交新兵的时间反⽽⼜最快。”名之多。这样，巴东伪县政府即可在本县少抽丁，⽽交新兵的时间反⽽⼜最快。”抓来的壮丁补⼊部队后，依然逃亡不断。据周开勋先⽣回忆，就连何应钦也在这次会议上承认：“根据派到各师的点验委员会报告，照每个师的编制⼈数应有⼀万⼆千五百多⼈，但有的师只有⼋九千⼈，甚⾄只有五六千⼈，其主要原因就是逃兵关系。”三、各级长官难⾔之隐： “层层吃缺贪污”说到逃兵太多的原因，何应钦说是部队长官“管理教育不善”，“带不好兵”。这话也不假，但很不完全。实际上，国民党军队普遍缺额还有⼀个司空见惯但⼤家都不愿意说破的问题，就是各级带兵长官“层层吃缺贪污”。所谓“吃缺”，⼜叫“吃空”或“吃空额”，就是虚报、冒领并贪污部队空缺⼈员的兵饷、粮代⾦和武器装备。“吃空”的⽅法，通常是有意不把部队的兵员按编制编满，在向上级申报领取各项经费时，所报的兵员数多于实际兵员数，其空缺的兵饷、粮代⾦和被装则为带兵长官私吞。空缺的武器装备军官也敢贪污。贪污之后，拿去倒卖或送⼈，并安排在作战之后上报损失予以销账。据原国民党将领郭汝瑰回忆，1941年10⽉他接任暂编第5师师长时，发现前任师长戴季韬的“兵⼀共三千多⼈，却上报七千多⼈。不特领饷吃缺，他甚⾄把多报部分⼈的军装、衬⾐、被盖等全部拿去卖了。吃缺最厉害的是⼤⽶，仅⼀个⽉就可多领⼀万六千多⽄。这些⼤⽶卖成钱，都被戴季韬等⼈装进了腰包”。[vi]仍据周开勋先⽣回忆，⼀些地⽅征兵官员也“吃空”，他们在分配兵额时，有意增加名额，如在原定每乡镇分配的150名壮丁基础上，再增加⼆三⼗名，以此富裕户出钱。在当时，每个壮丁名额可以⼀⼆百半开（花钱）。如果没有钱，则要求被⼈家“以骡马代兵”，如云南丽江县政府就曾交给团管区四五匹骡马。壮丁被拉后，即送往体格检查所检查⾝体。这时，有钱⼈家的壮丁只要贿赂体格检查所三五⼗块钱，就能作为⾝体有病不合格⽽准予缓征。兵役官员受了贿，顺理成章地就要免去富家⼦弟的兵役，⽽上峰派下来的兵役名额，⾃然就要转移到穷⼈头上。富裕⼈家可以⽤钱买丁，穷⼈则千⽅百计躲避抓丁。对此，保甲长也有办法，⽩天抓不到壮丁，就在晚上派乡丁去家⾥抓⼈；抓不到本⼈，就把壮丁的⽗母关起来，逼迫壮丁“⾃愿”当兵；本乡壮丁实在凑不够数，就带着乡丁上路乱拉商客，钱物没收，⼈充壮丁，“形如匪盗”。有的兵役官员还专门豢养⼀批“兵油⼦”。据《宜宾县志》记载：民国33年7⽉6⽇，县交给七⼗六军⼆⼗四师七⼗团的86名新兵，全系收买的的兵痞流氓。这些⼈以充作壮丁为⽣计，每次得买⾝价1500⾄50000元（法币），先领⼀部分，其余暂存乡保长处，每10000元⽣息1000元，待逃回之后，即取领本息。乡保长平时把他们供养起来，其“安家费”“供养费”，⼀律向民众摊派，承办者从中渔利。[vii]据我采访到的情况，在⼀些地区，保长、甲长⼀旦完不成壮丁“征集”任务，保长、甲长本⼈则被抓去充数，毫不留情。如云南省宜良县古城镇北⼤营村的甲长陆正清，⾃⼰亲⾃把刚抓来的壮丁送到乡公所，因为壮丁名额不够，乡长当场喝令乡丁将其捆了起来，⼀并送进了壮丁营。⼜如国民党第184师⼭炮营2连⼠兵⾦学义，当兵前是保长，因为同样理由，被强⾏充了数，送进了部队。四、兵役司令官承认： “没有把新兵看成是⼈”近年来，笔者为创作长篇纪实⽂学《⼼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军到共产党五⼗军》[viii]，先后采访230名历史亲历者，内有135名起义、被俘的国民党官兵，包括师职2⼈、团职8⼈、营职4⼈、连排职22⼈、⼠兵99⼈，另有随军眷属6⼈。说到国民党军队内部残酷的等级压迫，特别是壮丁的悲惨境遇，起义、被俘⼠兵⼏乎⽆⼀不恨⼊⾻髓。在国民党昔⽇的兵役司令官周开勋的记忆中，国民党的役政“弊病丛⽣，惨绝⼈寰”；壮丁的“⾐⾷住⾏”，“惨不忍睹”：壮丁穿的——“往往是冬发夏装，夏季不发，……每⼈发⼀套汗⾐裤、⼀套单军⾐裤、⼀顶军帽、⼀床灰毡（有时不发）”。壮丁吃的——“按规定由县政府粮⾷仓库拨给”，由于接送壮丁的长官肆意克扣壮丁的粮饷，军粮“发给新兵部队时，则掺壮丁吃的——“按规定由县政府粮⾷仓库拨给”，由于接送壮丁的长官肆意克扣壮丁的粮饷，军粮“发给新兵部队时，则掺⼊沙⼟细⽯”，且“每⼈每⽇⼋两”，吃掺了沙⼦的稀饭还要求3分钟吃完，美其名⽈“培养战⽃作风”。克扣下来的余粮，则相机卖出，中饱私囊。壮丁住的——在云南⼤理三塔病兵集中处，10⽉深秋季节，“轻重病员同塞在⼀间⼤房⾥，全⽆被盖，只是⽤些稻草铺点盖点，满屋粪便狼藉，臭秽逼⼈，惨不忍睹”。壮丁患病——“政府对新兵的待遇和⽣活不重视，使新兵穿不暖吃不饱，有了病⽆医药”，相当⼀部分壮丁“未到前⽅就病死了，因此⼈⼈怕当兵”。壮丁之⾏——1948年冬，云南⼤理师管区送出壮丁3000⼈，送到重庆时，只剩下800⼈，且全是病兵，故部队拒绝接受。经查，是周开勋的前任司令官苏令德“依仗陈诚的关系，在任期内贪污舞弊，并利⽤职权贩卖鸦⽚烟”，致使“三千新兵全⽆被盖，从云南步⾏到重庆要⾛三⼗余⽇，每⽇⽩天⾛得疲困，加之单⾝⾐服为汗所湿，晚上⼜⽆物御寒，因此沿途疾病者不断发⽣，病后即抛之中途，相继死亡者甚众”。这件事情虽然发⽣在抗战结束之后，但有⼒地说明了国民党政府役政积弊未改、难改。总之，⽤周开勋先⽣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把新兵看成是⼈”！五、兵役视察真相： “传令嘉奖”抓壮丁乱抓壮丁的现象就更普遍了，就连专司兵役的司令官们也承认：“拉捆壮丁现象各省都有。”这话，在张登上先⽣《国民党兵役视察⽬击记》等⽂章中，能得到⼀个极富有讽刺意味的“佐证”：全国第⼆次兵役会议后，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针对“各管区办理兵役的基层⼲部积弊甚深的问题”，“决⼼建⽴全国性的兵役视察⽹”，于1941年4⽉和11⽉，“遴选‘兵役⼲部训练班’优秀学员120⼈，重新在‘兵役调查班’施以专业的视察技术训练，学习结业后分别派驻各师管区担任驻区视察员”。1943年12⽉中旬的⼀天，四川荣威师管区来了⼀位派头不⼩的兵役视察⼤员，⾏礼如仪后，开始训话：“本视察员奉命代表军政部前来视察，⼀切有关违犯兵役法令的问题，都要严肃处理。⾔出法随，决不姑宽！尔等全体⼠兵有苦诉苦，有冤鸣冤，切勿疑惧不前，因循⾃误……”话声未落，掌声骤起，被抽查的该师管区新兵第5中队的新兵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当场统计，全连竟有90%以上的新兵都有冤屈，诉说起来声泪俱下。“⼤部分壮丁均是拦路邀劫强拉⽽来；有⼀些是地⽅上的乡镇保甲贪污受贿，⼤搞移花接⽊欺骗来的；有⼀些则是因为得罪了‘地头蛇’被陷害来的”。这当中，“竟有两个年仅⼗五六岁的中学⽣，因回家度假也被强拉来充作中签的壮丁；还有⼀个出差来⾃外地的全副武装的下级军官，亦被拉来充了数”。“剩下少数⼏个没有喊冤枉者，也是不得已出卖⾃⼰，替绅粮富户⼦弟顶名的中签壮丁，即所谓‘志愿’来的”。不仅如此，“这些被估拉、被陷害、被欺骗或顶名来的壮丁们随⾝所有⾐物钱粮、⽣产⼯具和备卖商品都先后被剥夺光了”。⾯对“最⾼领袖”派来的“青天⼤⽼爷”，壮丁们祈望拨云见⽇，岂知，这⼜是⼀场。不仅如此，这个荣威师管区和荣县县政府，后来竟然“因兵役⼯作著有成效”，“受到了上峰的传令嘉奖”。六、北⼤校长揭露： 送到部队的壮丁只有四分之⼀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抓壮丁”究竟是不是“主流”，我们可以⽤当年记载的数据说话。被西⽅史学家称为“蒋介⽯的知⼰”的蒋梦麟，早年为前清策论秀才，留学美国哥伦⽐亚⼤学获哲学及教育学博⼠学位，回国历任北京⼤学校长、国民政府第⼀任教育部长、⾏政院秘书长等职。蒋梦麟于抗战后期出任红⼗字会会长时，视察役政情况有⼀段回忆：在贵阳⼀个壮丁收容所⾥，我曾经和⼴州来的壮丁谈话。我问：“你们从哪⾥来？”他们说：“⼴东曲江来的。”“你们⼀共有多少⼈？”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的时候有七百⼈，可是现在只剩下⼗七个⼈了！”我说：“怎会只剩了⼗七个⼈呢？有多少⼈？”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的时候有七百⼈，可是现在只剩下⼗七个⼈了！”我说：“怎会只剩了⼗七个⼈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没有⼈逃跑啊！能逃跑到哪⾥去？路上好多地⽅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的，连喝的⽔都没有。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有的地⽅有得吃，吃⼀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且好多地⽅的⽔啊，喝了之后，就拉肚⼦。拉肚⼦，患痢疾，⼜没有药，所以沿途⼤部分⼈都死了。”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拴在营⾥，怕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动的⾃由，动⼀动就得挨打了，⾄于吃的东西，更是少⽽粗粝，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我在湘西、⼴西的路上，屡次看见野狗争⾷那些因死亡⽽被丢掉的壮丁⼫体，有的似乎还在那边抽搐着，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便给埋进去了！在贵阳城外，有⼀块壮丁经过的地⽅，因为弃⼫太多，空⽓⾥充满了浓烈的臭⽓，令⼈窒息欲呕。在云南⼀平浪，我看见⼀班办兵役的⼈，正在，有⼀个垂死的壮丁在旁边，⼀再要求：“给我⼀点⽔喝，我⼝渴啊！”办兵役的⼈⾮但不理，反⽽怒声喝骂：“你去，在这⾥闹什么？”以我当时估计，在⼋年抗战期内，未⼊军队⽽死亡的壮丁，其数不在少数。当然，曲江壮丁从七百⼈死剩⼗七个⼈，只是⼀个特殊的例⼦，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同声地说：“只会多不会少。”我在赴滇缅路视察以前，曾飞往重庆⼀次。把预备好的⼀篇致军事最⾼当局的函稿，给陈诚将军看了。他长叹了⼀声说：“我把你的信递上去吧。”我说：“不要，我⾃⼰会递的，何必让你得罪⼈呢？”据1941年7⽉蒋梦麟关于兵役状况视察报告记载：战事起后数年中，据红⼗字会医⽣经验，四壮丁中⼀逃⼀病⼀死，⽽合格⼊伍者，只四分之⼀，是为百分之⼆⼗五。以询之统兵⼤员，咸谓⼤致如是。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矣。[ix]蒋介⽯看了蒋梦麟的报告后，亦深感震惊，声称：“觉得⽆⾯⽬作⼈，觉得对不起我们民众”，并承认“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量衰退的最⼤的原因”。[x]七、《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 ⼀半⼠兵开⼩差或⾮战⽃死亡对于国民党政府、军队抓壮丁⽅⾯的史实，在⼤洋彼岸，我们也能到确凿的证据。抗战时期，美军驻华总部政治顾问谢伟思在写给华盛顿的⼀份报告中讲述了“好⼏个可怕的故事”，其中提到：“⼀个外国⼈看到，因饥饿或疾病⽽快要死去的⼠兵被活活打死，这样，就可以免除背扛肩抬他们的⿇烦了。”[xi]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中华民国史》⼤量引⽤西⽅国家的⽂献及美国国务院档案资料后，如是记述了国民党军队的征兵⼯作：有钱有势的⼈逃避征召，⽽⽆钱⽆势的国民被强征⼊伍。有些农民简直是在⽥⾥劳作的时候被抓去的；另有⼀些则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买通路⼦出来的⼈于是就被编⼊军队。新兵常常被⽤绳索套在他们的颈⼦上缚到⼀起。夜⾥，他们可能被剥光⾐服，以防他们私逃。就⾷物⽽⾔，他们只得到少量的⽶，因为征兵的军官们为了⼀⼰私利，惯常“克扣”给养。就⽔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坑⾥饮⽔——这是引起腹泻的⼀个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队中流⾏开来。1944年10⽉，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了解到⼠兵因太虚弱⽽不能⾏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克扣”很⼤⼀部分。据美军军事观察组军官罗曼努斯和森德兰著书记载，1945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三军甚⾄不能步⾏⼀⼩段距离，“⼀⼤批掉队，⽽有许多⼈因极端饥饿⽽濒于死亡”。美军包瑞德上校则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兵们“⾏军不到⼀英⾥，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公报》的⼀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兵，⼀个接着⼀个”。第⼗⼋军第⼗⼋师被视为⼀⽀较好的部队，1942年还驻在后⽅未参加战⽃，却由于死亡或开⼩差，它的1.1万⼈中有6千⼈失踪了。⾼思⼤使评论道：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胡宗南精锐部队，据说⼈失踪了。⾼思⼤使评论道：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胡宗南精锐部队，据说1943年需要补充的⽐率为⼀个1万⼈的师每⽉600⼈。美国国务院档案中的《⼀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披露，官⽅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800多万⼠兵中，⼤约每两个⼈就有⼀个去向不明，⼤概不是开了⼩差，就是⾮战⽃死亡。[xii]⼋、⾦堂县兵役科长交代：如是抓壮丁⾦堂县负责兵役⼯作的第三任军事科长邹浚哲撰⽂记载：在征调壮丁⽅⾯，照法令是征召适龄中签壮丁，⽽实际上就不⼀定了，纯粹以权势来定，都是强征的⽆势⽆钱的贫苦百姓，或估拉过路苦⼒、⼩商和游劫散兵。配征兵额⼤了更会闹得“鸡飞狗跳”、路断⼈稀。⼀般青壮年都不敢外出上路，有的或逃奔外地藏匿，或依附于权势，保全⾃⼰去了。在估拉的壮丁当中，在县境以内尚未送⾛以前，托有权势者说情，尚可⽤另外⼀⼈调换或雇⼈去掉。但在各⽅⾯说情都需要花费，如向保乡投道，对接兵连疏通，每名壮丁需黄⾕⼗余⽯（约三千余⽄）。如遇到彼此权势互不相让，发⽣争闹械⽃的也在所难免。办理较困难的是1943年的⼀甲⼀丁，因数额增⼤，办理更难。乡保⼈员迫于政令，⽆可奈何，强拉买卖壮丁成风，有把⽼年去掉胡须冒充年轻的；有强拉僧道（和尚道⼠）凑⾜数额的。其中费⽤弊端更多。在保甲当中每送⼀名壮丁，摊到各户应出的钱多少不⼀，如系估拉远⽅的⼈所耗费⽤可能少些，只给出⼿拉⼈的⼈⼀切费⽤；如系本保甲⽽⼜有家属的费⽤就要多些，每名⼤约需黄⾕⼗余⽯。这其中⼜要以软硬来分，硬的闹得凶的家属费⽤多些，软的费⽤可能少些。中间经⼿⼈，保甲⼈员，从中贪污的⼜不知道多少。种种弊端纷⾄沓来，下级官吏理不胜理，听之任之，更有浑浊其中，⼤家伙到吃“⼈⾻头钱”（估拉买卖壮丁钱），只要对上能敷衍，对下能搁平，乃为能⼿，所取⼿段概不过问，哪管贫苦民众惨遭蹂躏⽆处哭诉。《⾦堂县志》却记载：“（民国）28—34年，全县共征抓壮丁15763⼈，其中⾃愿参加远征军的青年学⽣50余⼈。”即便在动员50余名学⽣“⾃愿参加远征军”的过程中，兵役机关也是“以店铺或游历等花⾔巧语⿇醉学⽣”的。⾦堂县的家乡甚⾄因役政腐败舞弊，于1941年夏激起民变。[xiii]九、兵役机关正式公⽂披露：如是“吃”壮丁据史料，民国⼆⼗⼋年⼆⽉⼗四⽇⾄民国三⼗三年五⽉的“军政部训令”和“军政部代电”陆续记载：各部队的接兵部队，多不依限到县，并且不携带服装、给养、药品；或将给养费转贩物品，希图渔利；到县以后，即向政府或管区商借费⽤，如不照借，即藉⼝伙⾷不够，拒绝收兵；或则多⽅挑剔，遇事吹求，以图报复。⾄接收新兵之后，则视同囚犯，锁闭⼀室，饮⾷起居，漫不关⼼，疾病死亡，任其遗弃。各级⼲部任意⾏动，或则携带眷属，乐于逗留，或则吃喝嫖赌，胡作妄为。接兵部队浮报接兵数⽬，提前呈报⼊营；侵吞草鞋、⾏军各费；侵吞（限制、掺杂、克扣）军⾷，任令⼠兵饥饿，不顾⼠兵致病；扣发薪饷，挪⽤经商；盗卖（⽋发、调换）⼠兵被服，不顾⼠兵寒冷，任令由冷致病；侵吞医药费，不医不药，不顾⼠兵疾病卫⽣，任令由病致死；或是营舍简易，没有健康设备，不顾⼠兵睡眠；藉故没收、出售⼊营新兵的财物，不顾⼠兵利益；侵吞⼠兵教育经费，不随收随训，即训即役；擅离队伍，私设厨房，不与⼠兵同⽢共苦；奴役新兵，驱使抬轿及背担规定以外之物品；强迫病兵⾏军，鞭挞虐待；遗弃病兵，脱光⾐服，甚⾄未死杀或予活埋；⼜有贿放壮丁，估拉沿途⾏客者。对⼊营之新兵任意克扣，上下分赃，⽽美其名⽈：“挹注公费之不⾜。”新兵患病者亦不，致饿兵瘦死者不知凡⼏！如新⼆⼗七军新兵办事处先后接收之新兵死亡者⼆、三千名。据国军某团长云：……全团每⽇死亡，有时⾄⼆⼗余名。[xiv]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贪污腐败风⽓及压迫⼠兵的种种暴⾏，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不争的事实。也正因如此，国民党军令部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贪污腐败风⽓及压迫⼠兵的种种暴⾏，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不争的事实。也正因如此，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在其⽇记中记载：“⼈⼈⾔，我国兵好官不好。”[xv]⼗、⽼百姓亲眼⽬睹：如此虐、杀壮丁昆明市官渡区晓东村⼈⾼正中著⽂回忆：1942年8⽉间，晓东村来了⼀⽀来⾃四川师管区准备“补充抗⽇队伍”却⼜“交不了”的壮丁队。“⾃住进⼈家户后，⼀天也不见他们吃上⼀粒⼤⽶饭”。由于饥饿，村民家中的猪⾷都经常被饥饿难忍的壮丁争抢吃光。半个⽉之后，这些新兵被饿得⾯黄肌瘦，⾛路是东歪西倒，跌跌撞撞，有的连爬也爬不起来了。他们⼤声⼩声呻吟着：“肚⼦饿，肚⼦饿！”喊得⼤声⼀点的，背的兵听到，还去打嘴巴⼦。⼜是两三天过后，饥饿的呼喊声也听不到了，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的⽆辜的新兵停⽌了呼吸，⼀条条地睡着。⼈虽死了，⽽两只眼睛还在睁着，我去看了⼀眼，真够害怕。带兵的⼈，从新兵中还不出⼏个能抬死⼈去埋的⼈，只好死在各家的由各家抬去埋。更残酷的是，病饿的爬不起来的，也被抬去活埋。抬到坑边被推下去，病者也知是要埋他了，他不愿死，拼命的两只⼿往上抓，要活！可背的兵却狠⼼地⽤托把他推下坑埋掉了。[xvi]⼜据当年在四川黔江公路卫⽣站学医的杨增锡先⽣著⽂回忆：⼀九四⼆年寒冬腊⽉，⼀天下午，有⼀接兵连从贵州接来⼀批壮丁，约⼆百⼈，从我们门前经过进驻南楼上。斯时也，天寒地冻，蓬断草枯。所有壮丁，其⾐也，除下⾝穿着⼏块破布⽚聊以遮羞外，上⾝悉被以极其单薄的稻草蓑⾐，既⽆鞋，更⽆袜，⼀概⾚脚；其状也，⽪包⾻骼，瘦若枯材，如以“鹄形菜⾊”四字去形容，只有过之⽽⽆不及，俨若骷髅，活似⿁样；其⾊也，⼀⾝黝⿊，难见其真正⽪肤，惟有两个⽩眼仁在翻动；其⾏也，你拉着我，我扶着你，纵未⽤绳捆索穿，则天然连成⼀串，颤颤抖抖，蹀躞蹒跚⽽⾏。……次⽇凌晨，接兵连押着壮丁往湖北⽅向开去，不久，黔江县商会会长李伯星、何学如等⼈来向卫⽣站联系说：“该接兵连在杉⽊垭⼀带地⽅，沿途活埋了⼆⼗七个壮丁，未壅头部，奄奄待毙，我们去挖起来集中在东门外陈仲云家的空房⾥，请你们去给药⼀下，作点好事。”四川剑阁团管区甚⾄接到了以陈诚名义发来的“代电”，称：……新兵由摧残⽽冻馁，由冻馁⽽病死，随死随弃，极尽⼈间惨事。第九师收新兵⼀千九百名，⾏抵恩施，死亡者五百余名；余者⼤半⽆⾐着，以稻草蔽体，鹄形垢⾯，奄奄⼀息，民众睹此，⽆不叹息……[xvii]⼗⼀、国内外权威⼈⼠：壮丁⾮正常减员500万⾄1000万⼈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兵役，被⽼百姓骂作“兵疫”。在弥漫⾚县神州整整8年的“兵疫”中，壮丁逃亡、⾮正常死亡、致病后被遗弃不知下落，以及被“吃空”的壮丁究竟有多少，这⾥不妨⽐较⼀下按不同估算⼝径作的⼤概推断。甲、按照何应钦的⼝径，1939年⾄1943年5⽉4年期间，最⾼当局没有部署扩编，部队伤亡240万⼈，⽽同期却征出壮丁近1200万⼈，不明下落的壮丁接近1000万⼈。⼄、《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估算⼝径有两个，⼀是“⼋年战争期间，这类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超过100万”；⼆是“在800多万⼠兵中，⼤约每两个⼈就有⼀个去向不明，⼤概不是开了⼩差，就是⾮战⽃死亡”，即有400万。两项合计500万⼈。如果加上补⼊部队前的逃亡数，以及各级部队长官和各地兵役官员“吃空”的数额，与何应钦⼝径数，应该不会相距太远。丙、按照北京⼤学校长蒋梦麟先⽣的⼝径，“四壮丁中⼀逃⼀病⼀死，⽽合格⼊伍者，只四分之⼀”，在1937年⾄1945年征出的1405万壮丁（官⽅公布数）中，补⼊部队的只有350万⼈，⾮正常减员上千万⼈。征出的1405万壮丁（官⽅公布数）中，补⼊部队的只有350万⼈，⾮正常减员上千万⼈。据国民政府1947年10⽉公布的数据，在整个抗⽇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作战消耗合计3227926⼈，其中阵亡1328501⼈，负伤1769299⼈，失踪130126⼈；因病消耗合计937559⼈，其中死亡422479⼈，残废191644⼈，逃亡323436⼈。两项合计为4165485⼈。[xviii]如果考虑到伤员伤逾归队情况，并忽略“吃空”因素，蒋梦麟先⽣估算的补⼊部队的壮丁数，与1937年⾄1945年部队实际减员数是⽐较接近的。丁、蒋介⽯“统兵⼤员”的估算。据蒋梦麟当年的兵役状况视察报告记载，当⾃⼰把上述估算告诉⼀位“统兵⼤员”时，这位“统兵⼤员”却认定：补⼊部队的壮丁数“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矣”。据查，这位“统兵⼤员”很可能是国民党陆军⼀级上将陈诚。⼗⼆、按国民政府公布数据计算：壮丁⾮正常减员801万⼈上述对1937年⾄1945年壮丁⾮正常减员数在1000万⼈左右的估算，我们可以依据国民党政府及其将领等公布的数字，予以验证。已知条件、验证公式及计算结果如下：已知：①1937年⾄1945年壮丁征出总数为1405万⼈；②1937年⾄1945年部队减员总数为417万⼈，含同期逃亡32万⼈；③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不含警察、军事机关、军事院校及⾮正规编制的保安部队，下同）⼈数为252万⼈（1937年上半年中国陆军有步、骑兵师192个，独⽴旅65个，独⽴团79个，总兵⼒为202万⼈，预备役50万⼈）；[xix]④抗战结束时国民党军队⼈数为422万⼈（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945年7⽉陆军整理计划，⽇本投降前⼣，国民党拥有步兵、骑兵280个师，炮兵32个团，⼯兵、辎汽兵、通讯兵、宪兵等特种兵共81个团⼜50个营，连同挺进部队在内，共有兵⼒422万⼈）。[xx]⑤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成建制投降⽇寇后编为伪军（即所谓“曲线救国”）50万⼈。[xxi]∵1937年⾄1945年壮丁⾮正常减员数（含死亡、逃亡、因病被遗弃不明下落的，下同）=壮丁征出总数-部队正常减员数-部队扩编数-投降⽇寇后编为伪军⼈数∵部队正常减员数=1937年⾄1945年部队减员总数-同期部队逃亡数=417万⼈-32万⼈=384万⼈∵抗战期间部队扩编数=抗战结束时国民党军队⼈数-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数=422万⼈-252万⼈=170万⼈∵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投降⽇寇后编为伪军⼈数=50万⼈=50万⼈∴1937年⾄1945年壮丁⾮正常减员数=壮丁征出总数-部队正常减员数-部队扩编数-投降⽇寇后编为伪军⼈数=1405万⼈-384万⼈-170万⼈-50万⼈=801万⼈上述计算结果：1937年⾄1945年壮丁⾮正常减员801万⼈，占国民党政府公布的1937年⾄1945年壮丁征出总数1405万⼈的57%。⼗三、美国⼈判断：受虐待致死的壮丁多于阵亡⼠兵上述计算结果虽然依据充分，但却⾮常保守，理由如下：其⼀，在近177万名伤员中，多数伤愈后都要归队；其⼆，因病死亡的42万⼈，多与受到虐待有关；其三，由于“吃空”盛⾏，国民党军队实⼒始终是⼀笔谁都说不清的“糊涂账”；其四，国民党政府公布的1405万实征壮丁数，很可能是被⼈为压减下来的，实际数远远不⽌。如果依据蒋梦麟遇到的那位“统兵⼤员”（很可能是陈诚）的估算，抗战壮丁⾮正常减员数，很可能超过⼀千万⼈。以1937年⾄1945年实征1405万壮丁计算，这个估算似乎离谱，但若考问1937年⾄1945年各年度的实征壮丁数，⼜不⽆道理。根据何应钦和程泽润提供的数据，1939年⾄1943年5⽉征出壮丁近1200万⼈，年均征出壮丁300万⼈。1943年5⽉以后两年多，准备实施战略反攻了，每年却只征出壮丁100万⼈左右，降幅⾼达三分之⼆。这不合战争动员的常理。⼜据当年四川泸县国民兵团副团长李克猷回忆，该县征兵“过去每年配额是两千左右。⼀九四四年却增加到四千五百名左右，⼀九四五年加配到六千”，并在“⼀九四五年的夏天，出现了拉壮丁的⾼潮”。[xxii]如此，我们不能不推断：作为国民政府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对“拉壮丁”数额之⼤，对壮丁命运之惨，对役政腐败之弊，⼼知肚明，怕⽇后有⼈跟他算“壮丁账”，有损于国民党政府的形象，把1937年⾄1945年壮丁征出总数，⼈为地压了下来。上述推断还有⼀个旁证，就是《唐纵⽇记》。唐纵在⼤陆期间曾任蒋介⽯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兼军统局帮办、内政部政务次长、保密局副局长、警察总署署长等职，他在1942年9⽉5⽇的⽇记中记载：“据兵役署报告，⾃抗战以⾄现在，共征兵⼀千零九⼗余万名，但恐逃亡者在半数以上。”[xxiii]假设国民党政府1937年7⽉⾄1938年底以及1943年6⽉⾄1945年8⽉这两个时间段的征兵，按照程泽润1943年5⽉报告陈述的1939年⾄1943年5⽉的征兵强度（即年均征兵300万⼈）不变，8年抗战，其征出壮丁总数应该接近2000万⼈。如果真是这样，按照北京⼤学校长蒋梦麟的关于死亡壮丁占壮丁总数四分之⼀的⽐例估算，其中被虐待致死的壮丁将达数百万之众。还真有敢说这话的。格兰姆·贝克在《⼀个美国⼈看旧中国》⼀书中，就判断：“死在路上，死在征兵过程中，死在野蛮的新兵训练处及长途⾏军中的⼈，要⽐进⼊军中后死的⼈还多。”[xxiv]⾏军中的⼈，要⽐进⼊军中后死的⼈还多。”[xxiv]如此⼀说，更让⼈不寒⽽栗。⼗四、朱德的历史结论：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也正因如此，朱德同志曾经严厉谴责：“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征兵⼈员贪污枉法，草菅⼈命；壮丁受着⾮⼈的待遇，捆绑、冻饿、囚禁、鞭挞，⼤⼩便都没有⾃由；死亡枕藉，或散⽽为匪，抓来之后能够送到部队去的壮丁只有百分之⼆⼗。”[xxv]不过，“壮丁账”算到这个程度，再继续算下去，实际意义已经不⼤了。因为不管是再多算或少算⼆三百万，都不能改变旧中国、旧军队存在着残酷的阶级压迫这⼀基本史实。对于国民党政府腐朽、残酷的役政，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严厉的批判态度，著名剧作家马健翎于1943年在延安还创作了⼀部反映抓壮丁故事的秦腔剧《⾎泪仇》。据了解，因为贴近国民党⼠兵的亲⾝经历，这个剧⽬在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过程中，得到的反响，不⽐歌剧《⽩⽑⼥》⼩。也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史实，1945年4⽉，朱德同志才作出历史结论：“从压迫⼈民、奴役⼠兵出发，从消极抗战以⾄观战、专靠外援出发，从保存实⼒、准备内战出发，从排除异⼰、破坏团结出发，就构成了⼀条反⼈民的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这是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xxvi]⽆独有偶，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在说到国民党军队内部的阶级压迫时，断定：“即使把其他⼀千种原因都撇在⼀边，光这⼀点就能解释为什么共产党的军队能最后取胜。”[xxvii]⼗五、起义官兵的灵魂裂变：泪⾎⼤控诉解放战争期间，我军共消化、改造国民党军起义投诚188万⼈，其主要⽅法就是开展以“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为核⼼内容的政治整训。改造之初，起义官兵多有抵触，⼀经涕泗滂沱的“泪⾎⼤控诉”，⼏乎是瞬间，他们就与国民党反动派不共戴天！据中国⼈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第⼆⼯作团⼲部黄流、单俊峰著⽂等记载，在改造胡宗南嫡系部队第7兵团政治整训中，控诉⼤会开得撕⼼裂肺、惊天动地，有的⼠兵哭得痛不欲⽣，有的⼠兵哭得⼝吐⽩沫死去活来。第472团2营召开控诉⼤会，第⼀次就哭昏倒了31⼈，第⼆次⼤会⼜昏倒了35⼈。召开控诉⼤会之后，不少⼈哭得两三天吃不下去饭。第473团⼠兵何思勤控诉之后，甚⾄哭得精神失常，⽿朵听不见了，饭也不吃了，谁劝他都不理睬。后来⼈们发现，何思勤在控诉⼤会后特别敬重⽑，于是，到吃饭的时候，就给他写个纸条：“⽑叫你吃饭！”到晚上睡觉时，他如果⼤吵⼤闹，就再写个纸条：“⽑叫你睡觉。”只要看到是⽑叫做的事情，何思勤⾮常听话。后来，何思勤在上级批准他参加⼈民解放军时，喜出望外，恢复了正常。第351团机1连⼠兵温成碧家⾥有4个亲⼈被逼死，他本⼈在旧军队⾥⼜遭鸡奸，可是在诉苦之前他却不好好学习，还说：“你们说蒋介⽯坏，但我没见过他杀⼈。”就是这位⼀度⾮常落后的⼠兵，在诉苦⼤会上，竟然哭得昏死过去四五次。⼤会上诉苦完了还不够，⼀⼈来到会场，跪在⽑像前继续诉苦。军代表来到他⾯前后，他紧紧拉住军代表的⼿，⼀边失声痛哭，⼀边追悔过去，痛骂⾃⼰“没有良⼼”“忘了本”，表⽰⼀定坚决跟着⽑⾰命到底。诉苦⼤会之后是“公祭宣誓”活动，隆重集会祭奠该兵团起义官兵在旧社会、旧军队惨死的亲⼈。“公祭宣誓”活动后，⼴⼤起义官兵纷纷要求参加⼈民解放军，“⽴功赎罪”。全兵团10239名⼠兵中，有9519⼈写了请求早⽇加⼊解放军的申请书，其中⼜有752⼈是⽤⾃⼰的鲜⾎写的⾎书，有4546⼈在申请书盖上了⾃⼰的⾎⼿印或⽤鲜⾎签名。[xxviii]⼗六、叩问“许多学者”：何以死活不承认旧军队的阶级压迫⾯对半个多世纪前上千万抗战壮丁的⾎泪史，时下的情况真让⼈感觉滑稽万分：对于当年国民党军⼠兵受压迫、受残害的史实，当年的美国⼈有过记载，如今中国的“许多学者”却不认账；国民党将领多有揭露，却“伤害”了⼀些共产党⼲部的“感情”！反思半个多世纪前泪⾎淋淋的抗战壮丁史，我们不否认⼴⼤国民党军官兵以⾎⾁之躯抵御外侮殊死抗战的英勇事迹，但是，国民党军队实⾏抗战所基于的阶级基础，也同样不容否定。那些备受长官盘剥、欺压却⼜含垢忍辱并以冻馁之⾝为抗击⽇寇侵略流⾎牺牲的⼴⼤国民党⼠兵众，才是最值得秉笔直书颂扬、纪念的抗战英雄。当前，正确评价国民党军队实⾏抗战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作⽤，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因为认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历史，关系到中华⼈民共和国⽴国的道义根基。同理，揭⽰国民党军队内部残酷的阶级压迫，也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因为认知残酷的阶级压迫、激烈的阶级⽃争和艰难的阶级解放这⼀20世纪中国⾰命史的主题，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社会主义的治国⽅向。“许多学者”，他们凭什么，暗暗地以“选择性失明”的治史⼿法，熟视⽆睹有关抗战壮丁受残酷虐待的浩瀚史料，并振振有辞地误导当代受众？他们凭什么，悄悄地以“选择性失聪”的论史⼝径，对当年劳苦⼤众凄苦悲怆的呼喊置若罔闻，⽑遂⾃荐去“代表”受欺压、受残害的上千万抗战壮丁及其亲⼈？他们凭什么，冷冷地以“选择性失⾳”的著史笔法，竭尽全⼒去粉饰连蒋介⽯及其⽂武⼤员都不得不承认的历史罪恶，进⽽在客观上否定使⼴⼤劳苦⼤众翻⾝解放的伟⼤⾰命？是⾎脉相连衍⽣的情感，还是“物以类聚、⼈以分”聚合的⽴场？是家境变幻约束的政治视野，还是利益得失铸就的⼈⽣体验？是批判现实的情绪延伸，还是⾮⿊即⽩⼆元分离机械的认知模式？时代，需要“城市精神探踪”，也同样需要对“探踪”的轨迹进⾏探踪。时下，对上述“探踪”轨迹的探踪，有利于校正是代表“许多学者”呼声还是代表以草根民众为主体的⼴⼤⼈民众利益这⼀“探踪”⽅向。【参考⽂献】[i] 何应钦：《抗战⼋年之经过》，1946年初版，之后台湾⽂海出版社等出版社多次再版，附录9《抗战期间各省历年实征壮丁⼈数统计表》。[ii] 周开勋：《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兵役真相》，《云南⽂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78页。以下引⽤周开勋提供的史料，均出⾃该⽂。[iii]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战争史‧中卷》，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4⽉，第425-426页。[iv] 张登上：《国民党兵役视察⽬击记》，《成都⽂史资料选辑》1988年第3辑（总第20辑），第25-26页。以下引⽤张登上提供的史料，均出⾃该⽂。[v] 万⾦裕：《抗战⼋年四川⼈民在征兵服役上之贡献》，《成都⽂史资料选辑》总第11辑，第86页。[vi] 郭汝瑰：《郭汝瑰回忆录》，四川⼈民出版社1997年9⽉，第143页。[vii] 四川省宜宾县志编撰委员会：《宜宾县志》，巴蜀书社1991年10⽉，第474页。[viii] ⾼⼽⾥：《⼼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军到共产党五⼗军》，解放军出版社2004初版，四川⼈民出版社2017年第⼆版）[ix] 蒋梦麟：《西潮与新潮——蒋梦麟回忆录》，东⽅出版社2006年1⽉，第323-328页。以下引⽤蒋梦麟提供的史料，均出⾃该书⽂。[x] 蒋介⽯：《知耻图强》，原⽂载于《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33年7-9⽉份，第151-152页；本⽂转引⾃王奇⽣：《湖南会战：中国军队对⽇军“⼀号作战”的响应》，《抗⽇战争研究》2004年第3期。[xi] 约瑟夫‧W‧埃谢⾥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民党怎样丢掉了中国⼤陆？》，新疆⼈民出版社1997年1⽉，第383页。383页。[xii]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11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xiii] 邹浚哲：《解放前⾦堂县征兵概况》，《⾦堂⽂史》，第391-392页；万⾦裕：《抗战⼋年四川⼈民在征兵服役上之贡献》，《成都⽂史资料选辑》总第11辑，第86页。[xiv] 尚宗钊：《国民党接兵部队的丑闻和对壮丁的虐杀》，《邛崃⽂史资料》第2辑，第187-188页。[xv]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徐永昌⽇记》第七册，本⽂转引⾃王奇⽣《湖南会战：中国军队对⽇军“⼀号作战”的响应》，《抗⽇战争研究》2004年第3期。[xvi] ⾼正中：《抗战⼋年，国民党屯兵晓东村的⽚段回忆》，《官渡区政协⽂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39-40页。[xvii] 杨增锡：《壮丁惨状》，《黔江⽂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80-82页。[xviii] 宋波：《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队》，华⽂出版社2005年4⽉，第460页。[xix] 1937年上半年中国陆军有步、骑兵师192个，独⽴旅65个，独⽴团79个，总兵⼒为202万⼈，预备役50万⼈（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战争史·中卷》，第5页）。[xx] 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945年7⽉陆军整理计划，⽇本投降前⼣，国民党拥有步兵、骑兵280个师，炮兵32个团，⼯兵、辎汽兵、通讯兵、宪兵等特种兵共81个团⼜50个营，连同挺进部队在内，共有兵⼒422万⼈（唐义路主编：《中国⼈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7⽉，第12-13页）。[xxi] 《两年来国民党58个叛国将领概观》，《解放⽇报》1943年8⽉13⽇。[xxii] 李克猷：《泸县国民兵团概况》，《泸州⽂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50-51页。[xxiii] 公安部档案馆编著：《在蒋介⽯⾝边⼋年——侍从室⾼级幕僚唐纵⽇记》，众出版社1991年8⽉，第301页。[xxiv] [美]格兰姆·贝克：《⼀个美国⼈看旧中国》，⽣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11⽉，第291-292页。[xxv] 朱德：《论解放区战场》，《朱德选集》，⼈民出版社1983年8⽉，第160页。[xxvi] 同上。[xxvii] 布赖恩‧克罗泽：《蒋介⽯》，《国民党怎样丢掉了中国⼤陆？》，第387页。[xxviii] 黄流：《破旧⽴新要为孺⼦⽜——改造国民党第七兵团的回忆》，《成都⽂史资料》第29辑，第173~175页。编辑：粟汝⽯校对: 马⾦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