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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霸钱锺书是如何炼成的-国学教育论文

学霸钱锺书是如何炼成的

●赵昶伟

以嗜书和博学著称的钱锺书先生，在其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留下了数量惊人

的读书笔记。

2014年5月29日，《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一辑新书发布会在商务印书

馆低调而隆重地举行。三卷本的第一辑收入钱锺书1935年至1938年间在欧洲

留学期间的十本笔记。从这些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中，可以看到钱锺书是如何做

到学贯中西的，也能隐约看到动荡的岁月里命运的波澜。

字迹中的人生起伏

德国汉学家、《围城》的德文版译者莫芝宜佳负责整理这批《外文笔记》。1999

年夏天，在钱锺书逝世半年后，莫芝宜佳第一次见到了装在大箱子里的外文笔记。

莫芝宜佳称之为“ImpossibleMission”（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并将丈夫莫

律祺也动员了起来——钱锺书《外文笔记》囊括七种语言，莫芝宜佳夫妇两人

加起来懂六门语言。

在清华大学档案馆的大会议室里，钱锺书的笔记原稿摊开放在桌子上。莫芝宜

佳和莫律祺给原来随意排列次序的笔记重新编排合理的顺序，他们按年代，并根

据钱先生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和转折点分成四辑；将散页整理成第五辑；而以期刊

为摘录对象的笔记本归入第六辑。

莫芝宜佳总结，整理这些笔记不仅需要侦探式的嗅觉，也需要慧眼识珠的能力，

如果这些都没有用，还需要勇气妥协或者留下空白。“像钱先生在牛津时期完成

的最早两本笔记中那样准确记录时间和地点的并不多。”莫芝宜佳说偶尔会有好

运气，如钱先生使用的是埃克塞特学院（ExeterCollege）的笔记本，他或者在

本子前面记下他在巴黎的地址，或者写上他想去的图书馆的名字。“连笔记本的

封皮也有用，还有偶尔印在笔记本上的出版社名字和年份。”

“对我们欧洲人来说，外文笔记的内容是我们从小就熟悉的文字，可是钱先生

精心挑选的细节常常出乎我们意料，令我们刮目相看。”莫芝宜佳说，这些笔记

是钱先生生命的一部分，反映出他对书籍的热情、惊人的语言知识、对生活的好

奇和兴趣。“他的笔记里内容很丰富，有时候是优美的诗歌，有时候是通俗的笑

话，你感觉到像跟很有趣的人在沟通，它们总是使你惊奇，让你有新的发现。”

笔记中甚至还能看到他的涂鸦，画的是他本人的自画像。

1938年，钱锺书偕妻女回到战乱频仍的故国。在西南联大做了一年教授后，

钱锺书前往父亲钱基博当时所在的湖南省蓝田师院工作了一年，随后在上海“孤

岛”以靠给人补课和代课为生。从1938年至1949年的十一年有二十九本笔记。

莫芝宜佳说，这个时期的笔记，内容比之前更加丰富，也有准确的目录信息。除

了英文，还有用法文和德文摘录的文学原著。一部分系列笔记被钱锺书命名为

“RoughNoteBooks”、“NoctesAtticaeNotesinanAttic”（亭子间读书

笔记）。“由此可见，钱先生对他的笔记赋予了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2年到五七干校，钱锺书记下了八十二本笔记。其

间，他从清华大学调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选入英译毛选专家组，也随政治运动

而起伏。他的夫人杨绛描述，干校期间，女儿钱瑗每个月都给他寄各种外国报刊。

其中凡有好的，他都看，看完做笔记，即使读马恩原著，也做笔记。1972年，

钱锺书从干校回到社科院，到生命最后的1998年，钱锺书共留下了三十五本笔

记，其中包括生病期间。

在杨绛的笔下，笔记本意味着过往钱锺书逝去的时光：“锺书的笔记从国外到

国内，从上海到北京，从一个宿舍到另一个宿舍，从铁箱、木箱、纸箱，以至麻

袋、枕套里出出进进，几经折磨，有部分笔记本已字迹模糊，纸张破损。锺书每

天总爱翻阅一两册中文或外文笔记，常把精彩的片段读给我听。”

“特别有启发性的是钱先生的字迹，随着岁月流逝，它们也随着他的生活状况

发生着变化。”莫芝宜佳说，在早期的笔记中，能看出钱锺书年轻时候的洒脱，

篇首字母写成花式的大写字母，小写字母上边出头部分和下边出头部分拖得长长

的，非常遒劲有力。他偶尔插入的图画体现出细腻的观察和准确、流畅的线条。

“当然，他的字迹也随着岁月变化着。疾病也在他的笔迹中留下了痕迹。”

70年代从干校回来之后，钱锺书有一段时间病得非常严重：路走不稳，话说

不清，字写得歪歪斜斜看不清。经过医生诊断，确诊是哮喘使得大脑皮层因缺氧

而硬化。对这个病没有药物，痊愈的唯一机会是静养。生病的这一段时间，钱锺

书也还在记笔记。杨绛说：“那时他写的笔记字都飞出来了，都飞到格子外头来

了。”

钱氏读书法

其实，这些笔记首先解开的秘密是关于钱锺书读书过目不忘的“神话”。在翻

译家陆谷孙看来，钱锺书的《外文笔记》可算是大学问家读书的第一手“实时”

（real-time）观感记录，其中有些或许已经写入《管锥编》等著作，更多的可

能不及整理而散落至今，不为人知。“钱锺书先生饱读中西诗书，精通多门外语，

凡东西文化有交集或有相悖之处，引用经典，信手或信口拈来，精妙无比。确实，

钱有摄影机般的天才记忆力，但是恐怕更多的是与钱嗜书如痴，读书全神贯注，

对于书中内容巨细靡遗有关。凡有心得，即心动手至，不惮烦挐，随时取笔批注，

摘引，记录。”

杨绛也在《钱锺书手稿集》的序中娓娓道来实情：“许多人说，钱锺书记忆力

特强，过目不忘。他本人却并不以为自己有那么‘神’。他只是好读书，肯下工

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一遍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笔记上不断地添补。

所以他读的书虽然很多，也不易遗忘。”

杨绛说，钱锺书做笔记习惯是在牛津大学伯德雷恩图书馆（BodleianLibrary，

钱锺书将这座英国最早的图书馆称为“饱蠹楼”）读书时养成的。因为“饱蠹

楼”的图书向来不外借，到那里读书，只准携带笔记本和铅笔，书上不准留下任

何痕迹，只能边读边记。杨绛说，钱锺书做一遍笔记的时间，约莫是读这本书的

两倍。“他说，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很多疏忽。最精

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发现。”

钱锺书在清华读书时是喜在书中画线并批注的，但牛津学习期间，读书做笔记

成了习惯。不过杨绛也解释，这一习惯的养成，也因为两位学者多年来没个安顿

的居处，没地方藏书。“他爱买书，新书的来源也很多，不过多数书是从各图书

馆借的。他读完并做完笔记，就把借来的书还掉，自己的书往往随手送人了。锺

书深谙‘书非借不能读也’的道理，有书就赶紧读，读时总做笔记。无数的书在

我家流进流出，存留的只是笔记，所以我家没有大量藏书。”

社科院外文所的很多学者都对钱锺书读书不藏书的习惯印象深刻。从20世纪

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曾经负责替钱锺书先生借、还外文书的薛鸿时有机会常

与钱锺书打交道。“有时他把书留下，有时他一边和我交谈，一边迅速地翻阅一

大堆书，等我辞行时，统统让我带走，说是已经用完了。”薛鸿时当时很惊讶，

后来才知道，这些书钱锺书早已读熟，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后，发表前需要认真

检核。他“甚至记得某书藏在哪个图书馆，封面什么样，拿到书时，如旧友重逢

般高兴”。

文学所研究中国文学的老先生余冠英曾说过一句话，“如果社会科学院要评劳

动模范的话首先应推钱锺书，因为他读书、治学最勤奋。”

翻译家李文俊看到社科院图书馆的借书卡上有钱锺书名字的书都尽量借来读。

1959年他去看钱锺书，那一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夸西莫多，李文俊问夸西

莫多怎么样。“他对我说夸西莫多没什么，他先用意大利文念了几句夸西莫多的

诗，后来又翻译成英语，最后一句，itisdark（它是黑暗的），钱先生不以为然。

他让我那时候知道对诺贝尔奖也并不能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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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不敢回民国高考

●陈其禄

又到了每年高考结束后的长期吐槽时间，今年的主题之一是借民国高考怀古伤

今。看看这几张试卷吧：1948年的南开国文卷就三道题：作文“知识有什么用

处”，名词解释外加自黑式问答题“国文课是很枯燥么”；1931年上海交大理

数卷，难度只相当于现在高二的水平。顿时大家都有了一个梦：穿越回民国考大

学。醒醒吧，考民国大学真没有那么容易，你不信？现在就带你“穿越”回去。

题海战术与英文数学

那个年代，搞全国统一招生的条件相当薄弱，各高校通常只能自主命题招生，

还得花钱在报纸上提前登广告，吸引学生上门投考。这些高校和旗下的附中、附

小一起，不仅教书育人，还促成了一个个蓬勃发展的“高校经济圈”：在它们周

围，总是有五花八门的补习班，老师课余时间可以去赚点儿外快。

有些老师，干脆自己当补习班老板。大学、附中老师往往是招生考试的出题者，

一些名师的押题率尤其高，他们的补习班经常让考生们争相报名；就算补习班没

有名师压阵，但只要押题神准、口碑传开，也会生意红火。

上了补习班，自然就有做不完的题。别以为民国的补习班很悠闲，“题海战术”

放在哪个年代都是万能的，不仅补习班天天在做题，连上门兜售材料的书商，都

带着各种《××大学投考指导》《××大学入学考试指南》《××大学投考常识辑

要》……

这些“真题集”，权威与否只靠口碑，押中与否全凭运气。不过，有一部集历

史真题与学校资料于一体、由民间学会编写的《全国专门以上学校投考指南》，

颇受各地考生欢迎，几乎被奉为“考生宝典”。“本社因鉴于近年我国教育日渐

发达，中等学校之毕业生上进者日多，而对于各大学及专门学校课程之编制程度

之深浅，入学之难易，费用之多少均苦不能知之甚稔。一旦负笈远游，每苦不得

其门而入。”这是它的前言。这套指南不仅连出了六年，后来还扩大指导范围、

更名《全国各大学暨高级中学投考指南》，可谓饱经市场检验，不买一本手里备

着，小心报名时找不到学校。

比起现在动辄好几页的高考试卷，民国时期的考卷多半短小精干，甚至只有几

道题。例如，1923年的北大国文试卷是这样的：

（1）下列之文，试加以标点符号：自入莱芜谷夹路连山百余里水隍多行石涧

中出药草饶松柏林藿绵蒙崖壁相望或倾岑阻径或回岩绝谷清风鸣条山壑俱响凌

高降深兼惴栗之惧危蹊断径过悬度之难未出谷十余里有别谷在孤山谷有清泉泉

上数丈有石穴二口容人行入穴丈余高九尺许广四五丈言是昔人居山之处薪爨烟

墨犹存谷中林木致密行人鲜有能至矣

（2）饶、危蹊、悬度、许，以上四词，试解其意义

（3）作文题：试述五四运动以来青年所得之教训

我们再来看看数学试题，它们长这样：

英语不好不行吧？那个年代，代数、几何等被视为西学，许多高校都会用英文

出数学题，加上必考的外语，ABC不够好的人，至少得悲剧两科。此外，民国

各教会学校、外商学校除了文史科目，基本是全外语考题……

民国的考生们，英语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实在搞不定，只好弃理从文。于是，

高校里的文理比例就失衡了。根据国民政府的数据，1928年全国在校大学生为

25198人，文科生占73%；1930年，文科生比例增至75%——直接原因就是

理科考试吓跑一堆考生。

当心考进野鸡大学

在1938年国民政府设立全国统一招生委员会前，想读大学你就得像古时候的

秀才一样，提着行李跋山涉水，“逃难”一般，天南地北地赶考。如果碰上土匪

甚至战乱，就真得逃难了，祝你好运。

为提高被录取的机会，许多人会同时报考好几所大学，然后逐个参加招生考试。

比如1931年中央大学入学考试是7月初，而南开大学的考试则在7月底，不少

考生先从全国各地涌向南京考试，接下来又要急忙赶火车，去天津考南开……总

之，赶考是个体力活。

民国时期，高校自主招生方兴未艾，政府在管理制度上也“弹性十足”。除了

公办大学，还有各种的私立大学，既有复旦一类的佼佼者，也有不少你绝对没听

过的“野鸡大学”，情况最严重的就是北洋时期的北京。

根据《民国十四年（1925）教育部审查全国私立大学结果》，除获认合法的甲

类和乙类院校，“经保留视察后再核办者”包括北京东方大学、北京国际大学、

北京南方大学京校等“野鸡大学”，有趣的是东吴大学当时也名列其中。至于

“应令取消者”，则有北京东亚大学、北京公民大学、北京新民大学等。这些“野

鸡大学”的状态，可以让隔壁北大的胡適先生来回答：“只须有房子（或租房子）、

有教员、有学生，就可以叫做大学了。”

顺便告诉你，在大学文凭犹如金字招牌的民国时代，就业依然严峻，就连中央

大学毕业生也是如此。1931年的《教育杂志》披露：“央大本届毕业生二百余

人，半数未获相当职业。”如此“毕业即失业”，你还想梦回民国？

【说了这么多关于学霸的事，我们说，学习好，取得好成绩，并不是最终的目

的。学习，归根到底是为了让人生更崇高而丰盈。最后，就让我们以梁漱溟先生

的这篇文章结束我们这期专题，希望读完本专题，您会对学习这件事有更新更深

的理解。】